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面对通俗文学的勃兴,文艺理论界开始从过去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批评中走出来,得新审视这一文学样式。抚今忆昔,人们自然想到张恨水。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后至五四以前我国通俗文学有过第一次崛起的话,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不正是得力于张恨水等代表作家的改良实践,而使通俗文学出现第二次令人瞩目的崛起吗?!据统计,张恨水时代是我国通俗小说产量最高、成就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鹃、程小青、刘云若等一大批作家彼此呼应,张恨水技压群芳,名噪南北,其小说创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人们对其褒贬之盛、毁誉之烈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
张恨水当年何以成为这一领域的虎将?其作品何以如此走红?如何评价张恨水现象的得与失?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廓清张恨水与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对于指导当前通俗小说的创作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肩负时代使命感的个性化选择
任何社会的文学态势都有雅俗之分,通俗文学是一个合理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其依据就在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广大需求。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难见到一代哲人象五四时期那样把文化问题和民族命运如此紧密深刻地联系起来。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文学革命队伍,鉴于当时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则公开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主张全身心地投入严肃文学的创作中去。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表现出超越中华古文化沼泽地带的批判激情与进取意识,但同时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虚无倾向,导致了许多读者的流失,这不能不是新文学家们的一大疏忽与失策。
正是这潮涨潮落、过渡淘汰的时代,赋予了张恨水大显身手的良机。张恨水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了!《金粉世家》饮誉盖京华,《啼笑因缘》轰动上海滩!以致有人惊呼鸳蝴派因此得救。虽然这些说法值得商榷,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张恨水改良章回小说的巨大成功。那么张恨水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这样做呢?
张恨水曾在《总答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
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有感于新派小说与中国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张恨水是十分自觉地担起创作、改良章回小说的重任的,他对以下几个问题明确的认识:
第一、民族的欣赏习惯、读者的审美心理特征是作家创作时所不能忽视的。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往往与非高雅化的同时存在相关的,这也是俗文学必然与雅文学相伴而行的主要原因。我国的通俗文学向来就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关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文学要发展,均不能走单轨,大胆引进固然重要,图谋改良亦未不可,旧形式作为民族习惯与大众心理的积淀物,经过改造是完全可以利用的。
第二、努力使文学跟上时代、作现代的反映,这是“拿笔杆人”应尽的责任。笔者以为,尽管张氏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左翼作家那样自觉战斗的意识,不过是从真正文人的正义感和气节、从一定程度的维新改良的基准来规范、设计自己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自愿为消除文化的断裂层而工作,在新与旧、进步与不足的权衡中判断取舍。由于五四新文学家们在批判旧文学时存在着某种轻视群众、蔑视通俗文学的倾向,不能很好理解在大众有些粗糙甚至有点扭曲的审美情趣中其实也包含着切近人生的要求,因而在新派小说创作中缺乏一种兼容的立场与相应的引导策略,致使不少读者不仅难以逾越文法上的障碍,更难以逾越意识上的鸿沟,这就在文学的服务对象上留下了一大空白点。张恨水则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来弥补这一缺憾。他通过对旧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适当改造,终于在大众与时代、传统与革新之间找到了较良好的契合点,使自己的创作不仅有了历史的某种依托,而且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第三、改良也是一种扬弃,通俗不等于庸俗。诚然,在张氏身上确实存在为金钱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但二者并非绝然对立,更多的是一致,尽管张氏作品有某种商品化的倾向,时而也描写社会琐事以博读者笑谑,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去迁就读者的低级下流趣味而大写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佳人之类的庸俗故事或以色情引逗读者,往往是在言情的帷幕下真实地展示人物命运,反映世情。因此,我们在评价张的历史地位时,必须把他与鸳蝴派中一贯追求消遣的游戏的金钱主义的作家区别开来。
总之,在继承与革新的问题上,张氏的主张与实践基本上是顺应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一方面注重“承接先人遗产”,同时也能“接受西洋文明”,并使二者交流,“以产生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终于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的生命,为通俗小说的发展闯出了新路。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张氏也是一位善于把握事物遗传与变异关系且勇于试验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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