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宁

    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于1994年10月16-18日举行了张恨水百岁诞辰纪念活动，内容包括张恨水百岁诞辰纪念大会、张恨水陈列馆揭馆仪式和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等。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湖北、广东、安徽等省市近200人，他们是各级有关领导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学术理论界人士及张恨水先生的亲属、子女。其中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的参加者有80多人。会上收到论文40篇。这些论文表现的领域更拓宽，视野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呈现着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态势。

    早在1988年10月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时，许多代表就从章回小说大师的视角论述了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在这次研讨会上仍有部分其论据更充分，内容更深刻，很有说服力的论文为张恨水不属鸳蝴派“辩护”。如刘迁从鸳蝴派的界定（特定的地域、人员和时间范围）、活动阵地（创办的刊物）、组织形式（青社20人、星社100人）等几方面来阐明张恨水不在此列。还有人认为张恨水曾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的胚子”，前期创作确实很受鸳蝴派的影响。但即使说张恨水是鸳蝴派也不能用过去的观点来评价、看待它。袁进说，最近夏衍先生说30年代批判鸳蝴派实在在些霸道。其实这些人很有民族气节，没有人去当汉奸。有个鸳蝴派作家不当汉奸，不写文章，最后活活饿死了。周瘦鹃抗战中不写文章，靠做盆景谋生。相反，新文学作家中倒有人当汉奸，如张资平、周作人。至于使张恨水长期受到不公或冷遇的真正原因何在？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坛上曾出现过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如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相互攻击；左联内部派别的争斗；甚至在解放区也出现过宗派主义倾向。鲁艺的《草叶》杂志和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谷雨》杂志，两个刊物象两个堡垒，虽然没有经常激烈地开炮，但彼此都戒备着，两边人互不往来。试想一个人参加了某个社团，某个流派，只要头脑中有宗派主义思想，言行中就难免不排斥异己了。张恨水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含有派别倾向的文学团体、流派，也不悄加入这些争战，那么他就不可能不受到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思维定式排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对他的公正评价。特别建国后，文学界的大权多掌在曾参加过左联的这些人手中，这就很难免出现不公正现象。张恨水小说一直被左翼文化界视为黄色的、多情的、小资产阶级味的、不健康的作品而加以排斥。象张恨水这样的既没有喝过洋墨水，又未曾参加左联的作家，未被写进文学史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曰：“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张恨水的功绩是在新旧文学之间独树一帜，闯出了自成一体的新路，这已经形成共识。许多论文就从张恨水小说的思想境界、文化心态、艺术成就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等方面来论述张恨水发行旧章回小说，使之成为适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新模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双峰并秀”论的由来及发展

    早在十多年前，著名作家邓友梅说鲁迅是纯文学大师，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他们两位如双峰对峙，似二水分流。这一观点曾使中国文坛震惊，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支持或被人理会，可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或批驳。

    在1988年10月的首次研讨会上，徐传礼进一步慎思地论述，发挥或完善了这一观点。他说，他们虽然确是两位大师，各自代表着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高峰和潮流，但是这两座高峰海拔相差甚大，无法并肩或对峙，无论就思想浓度艺术水平或二者的完美结合看张恨水都不足以和鲁迅相提并论。而就创作道路的过程看，张恨水所代表的通俗文学潮流是渐向纯文学靠拢以至合流的。只强调二水分流也不够全面，结合当代通俗文学的现状和趋势，我们更应该强调和提倡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也就是强调和提倡分中有合、合中又有分的文学辩证法。徐传礼在论述之后，做了这样结论：张恨水和鲁迅分别是二十世纪中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大师，各有千秋又互有长短，但总的看来，他们二位是“双峰高下相望，二水分合长流”。

    在这次研讨会上，范伯群更完善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在纯文学作家中，鲁迅是高峰；在通俗文学作家中，张恨水是高峰。如果将这种说法理解为鲁迅与张恨水是“双翼”——不同文学领域中的“双翼”。我认为并不出格。我们姑且不用“对峙”这样的提法。应该是一种“双峰并秀的关系。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但既然是“双峰”，“峰”是要讲海拔高度的。每座高峰的海拔高度是不同的。这就要进行精确的测量。在文学研究中，就要进行很有说服力的科学论证，还要进行必要的、可行的比较研究。虽是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中，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对作家之间，进行相对比较就是全方位、多侧面地进行对照评价。例如比较某个作家的作品的艺术含金量的高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艺术含金量的问题上，是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的。不同的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但艺术含金量是一个很值得进行科学论证的问题。张恨水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但对他的作品的艺术含金量可以用文学评论的方法，加以肯定，从而验证他对中国通俗文学所作出的贡献。用文化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去考察，张恨水也是一座蕴藏量极高的富矿。

    与会者认为，从邓友梅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再到范伯群的“双峰并秀”论，其间历经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之检验，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它不是某些学者的主观妄断，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鲁迅、张恨水虽属两个不同领域，但他们是携手同步比翼双飞，并非分庭抗礼但仍须用文学评论的方法和大量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观点，使之得到文艺界、学术界的认可。

    二、在历史的座标系上，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还是文学大师

    长期以来，在文学界一直有“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的说法，但对此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有人认为，张恨水不仅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在散文、诗词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徐永龄就详细地论述了张恨水的散文代表作《山窗小品》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和平民意识、冲淡闲适的艺术风格和联想丰富、比照鲜明、广征博引的艺术特色以及即兴涉笔、自由行文、适志结构等笔法，真不愧为一位散文大家。宣奉华说张恨水写过1000多首诗（一说3000多首），已结集出版600多首，他在诗词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词中表现出的是一位更加真实、亲切、敢爱敢恨、敢怒敢骂的恨水先生，是我们研究这位大文学家最珍贵的依据。他那些抒情诗见纯真的性灵，他那些抗战诗奏出时代的爱国抗敌的强音。作为一位大变时代的诗人，他和他的诗是承上启下的桥梁，他应以诗人的名义进入我国现代文学史册。还有人则以大量例子论述了张氏也是一位现代对联大家。张恨水没有对联专集，绝大部分对联镶嵌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其对联数量多，门类宽、艺术高。他的风景联、春联、行业联、赠答联、嵌字联、集句联······都有不少的佳作，尤以回目联首步联坛。这也是表现张恨水才华的一个侧面，我们不应忽视。就张恨水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仅称他为通俗文学大师，显然贬低了他，仅就其小说来说，你能称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为通俗文学大师么？但有人认为，如果反张恨水先生硬拉进纯文学队伍，误认为将其放在通俗文学系列就不能抬高其价值，这就反而削弱其价值了，那张先生作品还有什么独特个性而言呢？认为将张先生与纯文学作家比较，应着力于“求异”，而非“求同”，是发现其个性，而不是寻求其共性。还有用“纯文学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要素”及运用其它社会科学新理论去“套”张先生作品这种削足适履、穿凿附会的研究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张民权也认为张恨水主要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学术界同仁对于是这一点容易形成共识，无论从作家自述对创作旨趣的追求，从作品文本，从其作品的特定读者群考察，都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从已经习惯了的唯纯文学、严肃文学是尊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力避用这样的规范和审美标准去评价张恨水，不能再站在纯文学立场上小看、贬低通俗文学。张氏作品却因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旧但不乏新异思想，新却又不过于出格而被普遍认可。所表现出的半新半旧、现代与传统观念兼容并存的情形，即所谓的思想倾向复杂性——这在以往许多时候是被作为他“落后”、“守旧”、“局限性”的代名词的，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缺陷或不足，倒恰恰是长处，是他借以区别新文学作家和纯文学作品，在他特有的那个读者圈子和群落进行思想启发或者说意识劝喻的一种优势。陈贤茂说，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没有绝然的分界线，也没有高低之分，二者可以互补、转化。台湾有两个青年读琼瑶小说自杀了，至今还未听到有哪个读张恨水小说自杀的，因为张氏作品是反映现实的，研究张氏作品要从其文化内涵着手，看看它是属于通俗还是属于严肃。李旭东说，用通俗文学的特点来评论张恨水作品以及进行通俗文学研究，并不比纯文学研究品位低，《三国》、《水浒》原是口头相传，以后加工成书，张恨水好就好在继承这种传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曹志培则认为，称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也好，还是称文学大师也好，都是研究者给作家贴的标签。张恨水作品已走向世界，各种标签都可以，不要强求统一。我看称他为“平民作家”比较合适，称“写家”（老舍语）更合适，现在广州不是称作家为“写手”么？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总体评价上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更能认识和体现张恨水垒成合金钢式“文学金字塔”的社会价值。如徐传礼就从鲁迅和张恨水的家庭出身、精神气质、成才经验、文坛地位和社会影响诸方面比较研究后，认为鲁迅是东西洋小说艺术的输入者和外来派的创立者，张恨水则是古近小说艺术的集成者和本土派的改良者。鲁迅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解剖国民劣根性，惊醒沉默麻痹的灵魂；张恨水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妇女，基本用意是哀其不幸，怨其不悟，对国民性一分为二，激其浊而扬其清，用光荣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谴责荒唐的现在，用不死的温情和长存的道义来慰勉苦难的心灵。鲁迅的论文、散文、尤其是杂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比张恨水的更深刻、更严峻、更犀利，但张恨水在继承和发扬鲁迅开创的战斗传统时，也利用了时代的进步，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超越了学步的模仿，达到独抒己见、流泻性灵、因小见大、平中见奇、冲淡雅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可以在“鲁迅风”之外另树一帜“恨水风”。

    比起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张恨水是另一种文学风格、文学形态的才华横溢，是朴实淳厚中显出灵气和文采，是不主一派，不拘一格，不薄今人爱古人、四面拿来的合金钢式的艺术风貌。

    比起沈从文、郁达夫乃至钱钟书，张恨水又是另一种风情与韵味的“文化思虑和人性情调”。

    比起法国作家大小仲马，各有优劣，互不短长，但张恨水兼有仲马父子的许多长处，他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小仲马。

    比起巴尔扎克，则更显张恨水的价值。他们都是人类文学史上天赋极高罕见奇才，高层次的高产作家。巴氏的大多数作品属于严肃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张氏的大多数作品则属通俗文学中严肃文学。在雅俗共赏的追求中，他们的作品颇有相通相似之处。张氏的形象记忆、情感复现和整个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编织故事、安排情节、描绘形象、创造意境的技巧，在古今中外作家中都应列入第一流，他的等身箸作可以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形象化的社会史和经济生活史来读，它描绘出自清末到建国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画面。而巴氏对现实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洞察能力，描绘典型环境以及塑造典型人物的能力，真实性与整体性高度统一，营造《人间喜剧》这空前庞大的文学殿堂的能力，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史上均罕见其匹。张氏全集（3000万言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巴氏《人间喜剧》（可译成中文2000万言）相比。就数量论，张氏超过巴氏，但它缺乏宏大的整体构思、精巧的艺术分工和必不可少的再现人物，无法在整体上与《人间喜剧》平起平坐，作品中不平衡的状况比巴氏更为严重。

    就作品之间比较，尤其将张氏作品与严肃文学比较，更能窥视张氏作品的艺术境界。余昌谷认为《金粉世家》与《红楼梦》结构上有相似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整体艺术结构都是“织锦式”的，用结构主线分出经纬，“界出地子”，形成许多网眼（即社会窗口），然后再用生活的彩线“来回织补”，最后便织成五彩斑谰的艺术巨锦。作者言明探讨二者结构同与异，不是评判其艺术上的高低，但从“同”的一面可看到《红楼梦》的荫及与《金粉世家》如何继承《红楼梦》的创作传统；从“异”的一面看到张氏并没有以对《红楼梦》的继承代替自己的创作个性。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张恨水就是这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定位。

    汪启明认为鲁迅的《伤逝》与张恨水的《天河配》虽都是描写个人与社会冲突的题材，但却有着同中有异的思想底蕴，《天河配》的思想内涵更丰富，主题更深刻；其二在描写同类人物上，鲁迅先生在20年代能塑子君、涓生这一类型人物，足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概括力，此类人物虽然在张恨水作品中晚了七年，但其笔下的白桂英、王玉和的形象却更丰富些，前者人物性格趋于单一化，后者人物性格却趋于复杂化；其三类似的审美理想（鲁迅的“为人生”“表现人生”与张恨水的“叙述人生”），但表现在《伤逝》与《天河配》中的艺术风格却是迥异的；其四文学样式虽然不同，《伤》属纯文学、《天》属通俗文学，但审美价值是等量齐观的（“天”丝毫不逊于“伤”）一“俗”一“雅”，各展风彩。

    实事求是地理解张恨水创作个性的特点应该是新旧合璧，其“新”包括作家人格力量的渗透、作品思想内容不恪守传统以及艺术上吸收西洋小说技巧等。陈国城在剖析张恨水异常曲折的文化历程时说，张氏在新与旧、“过去”与“现在”之间长久地徘徊着，寻觅着自己前进的方向。这里既有传统文化积淀所造成的苦闷、彷徨与困惑，也有作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探索与觉醒。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作家。其文化心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所映出来。张恨水之所以能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和传统的自我封闭状态，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孜孜不倦地“叙述人生”，燕世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正义感，这是作家进步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二是要求跟着时代前进，这是作家进步的动力所在；三是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康书献对于张恨水小说的艺术特点则概括了三点，其一以事件情节为中心，情节离奇曲折，一波三折，充满悬念，故事性强，趣味性浓；其二着力于典型塑造，重视于小动作处传神，在人物的语言行动中见心理状态，人物形象丰满、典型；其三将传统章回小说和西洋小说新技法融为一体，为通俗小说的发展闯出了一知新路。

    三、关于“张恨水流派”的问题

    徐传礼在会上提出，张恨水周围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流派兼新闻学派，其基本成员是“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和赵超构），加上张友鹤、左笑鸿、方奈何等等，这一流派或学派可以称之为“张恨水流派”。他呼吁广大学者、研究者重视并致力于开垦这块新发现的处女地。

    这一流派的特点是报人（编文艺副刊）兼作家。他们几乎都是终身从事新闻事业，习惯于以记者的敏感观察社会，直面人生。在编好报纸之余，写出大量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或以“下期待续”式的连载小说出现。有时小说中的故事，和当时发生的新闻紧密结合，遥作呼应，读者常常把它当做不是新闻的新闻看。

    但张恨水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未能引起重视，这主要被他饮誉中外的作家名声所湮没了。汪青松、汪植培指出，张恨水在长达30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先后做过校对、记者、编辑、总编辑、经理和社长，堪称全能报人。但对张恨水的新闻观，其中包括张恨水在新闻工作中的经历、经验和奉献，特别是有关张恨水新闻实践之内涵较少涉猎，这是值得引起重视和关注的。

    新闻生涯与艺术追求之结合，也许是这一流派的重要特色，也是研究这一流派的突破口，所以我们在研究和探讨张恨水的文学观及其作品的同时，重视研究探讨张恨水的新闻观及其新闻实践之内涵，这是理论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除张恨水外，张友鸾亦曾参编或主编过7种报纸，留有《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等7种长篇小说和《十五贯》《清风楼》等7部中篇小说以及若干新闻学、文艺研究专著。张慧剑曾参编或主编6种报纸，留有《辰子说林》《赛金花故事编年》《马斯河的哀怨》《明清江苏文学家年表》等著作和电影剧本《李时珍》,还校注过《读杜诗说》《儒林外史》等。赵超构一生参编、主编重庆、成都、上海三地的《新民报》，留有通讯报导集《延安一月》、杂文集《世象杂谈》《未晚谈》《未晚谈续集》《未晚谈补集》等。第友鹤主办过《南京晚报》，校对过《聊斋志异》《唐宋传奇》《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们在现代和当代的新闻史、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着手这一流派或学派研究，对于繁荣新闻、文化事业乃至新闻、文化改革，也许不无裨益的。

    关于今后张恨水研究的内容和任务，使张恨水研究成为跨世纪、跨国界、跨文化系统的高质量、高成就的研究，而无愧于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是与会者的共同愿望。与会者都赞同徐传礼提出的“四个研究”，即总体研究、分体研究、现实研究、比较研究。总体研究是关于张恨水及其全部作品的整体研究，目的在于论证其人其作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地位和独特成就，总结其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分体研究是关于张氏生平与创作分类或专题的研究，如小说观、诗词观、散文观、新闻观、道德观、历史观等；现实研究是探讨其人其作对现实生活、两个文明建设以及当代雅俗文学创作有何意义；比较研究是将张恨水与中外著名作家进行比较，求其同异，探其长短。

    与会者都很赞赏范伯群关于把张恨水研究与通俗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视野，而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应向张恨水索取许多从创作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东西。通过张恨水研究，可探索通俗文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