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家顺
主持人语：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江西，现代著名报人、作家，被誉为“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今年是张恨水逝世五十周年，为表达纪念之意，我们组织了本专题。三篇论文的作者均为长期从事张恨水研究的专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维度论述了张恨水之所以成为张恨水的缘由，言之成理，颇具启发性。方维保教授的《作为民族文学经典的张恨水小说》突破了以往左翼文学对张恨水作品的误读，从张恨水小说所坚持的中国文学民族传统角度，论述了张恨水小说在“五四”和二三十年代普遍欧化的新文学大背景下，自始至终坚持用中国民族所熟悉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这一传统，认为其创作是将中国文学传统带入现代的桥梁，是汉民族文学的经典。燕世超、赖小林教授的《论张恨水的文学观》指出张恨水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根源在于其进步的文学观，并认为其进步的文学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作家要为普通民众而创作、反思是推动创作发展的动力、艺术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反映时代发展。沈琳教授的《张恨水在高校文学史教材中的传播与接受》一文则另辟蹊径，梳理了中国大学文学史教材里有关张恨水的表述，从文学史传播和接受的角度，阐述了学界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与立场的变化过程，认为张恨水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只有在回归文学本体话语表达的语境下才可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一 ）作为民族文学经典的张恨水小说
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张恨水的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三大传统，诗词歌赋、史传叙述和戏曲白话小说。张恨水的小说，在“五四”和二三十年代普遍欧化的新文学大背景下，自始至终运用中国民族所熟悉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坚持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张恨水的创作是将中国文学传统带入现代的桥梁。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受到新文化的批判，但他正是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的正宗实践者；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受到左翼革命文学的批判，但其创作却正践行着瞿秋白等的革命文学思想。张恨水的小说是民族的，也是民权的。其可能不是新文学的经典，但却是民族文学的经典，更确切地说是汉民族文学的经典。
关键词：张恨水小说；民族文学；经典；桥梁
从民国时代到当下，关于张恨水小说的定位、命名和评价，一直处于困惑之中。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恨水的话，有人可能说他是“章回小说大家”，或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家”，或是“通俗小说大家”，等等。但是，面对张恨水创作的巨量存在和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力，我们不禁要反问：张恨水仅仅是“章回体小说大家”，仅仅是“鸳鸯蝴蝶派的大家”，仅仅是“通俗小说大家”吗？
要确定一个作家的历史地位，就要将其放到其所处的历史长河中去考量，要看看他为他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文学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为世界文学做出贡献，而没有为民族文化和文学做出贡献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要确立张恨水的历史地位、文学地位，也必须将其创作放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近现代大变局中去考察和衡量。
一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民族文学，是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中养成的想象方式和表达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文学传统是什么？中国的文学主体是汉民族文学。汉民族文学有三大传统，一是诗词歌赋，二是史传，三是元明清的戏曲小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很显然这三个是中国文学作为汉民族文学最重要的传统。诗词歌赋和史传是正统的文化流脉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大传统”），而白话小说则是大众文化的流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小传统”）。这两个传统看上去泾渭分明，实际上又不可避免地相互交融。
这三大传统在进入现代的时候，从新文化运动肇始尤其到“五四”时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抽刀断水式的告别传统的行为，它们力图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和文学。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的都是新文学创作，讲述的都是欧化的心理主义的抒情语体文学的历史。而这个“新文学”是怎么造就的？这个新文学基本的模子在哪里？显然，其来源或者说模子，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中国的文学传统，而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而且，在“五四”之后，西化的文学精英主义占据了主流。中国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在现代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断裂。
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出现断裂的时候，是谁把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带入了现代？是张恨水。即使是鲁迅也没有把中国的传统、民族的文化传统带入现代，只有张恨水，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入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的三大传统在张恨水的小说里面都能体现出来。
先说诗词歌赋的传统。诗词歌赋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精华所在。张恨水章回小说的篇目就是诗词歌赋，如《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北雁南飞》等中都有大量传统的诗词存在。此外，其小说叙述中还有很多传统诗词意境的化用。张恨水的诗词非常的工整，有的浅吟低唱儿女情长，有的则有老杜的风格，浸透着历史沧桑和人间的酸甜苦辣。张恨水很艺术地延续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诗词与小说混合的文风，在世俗的市井叙事中揉入了士人的情怀。这些都延续了诗词歌赋的传统。
第二是对中国的史传文学的继承。这种对历史的关怀、对天道人心的关怀、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在史传里面都能体现出来。张恨水前期的作品可能爱情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他永远不会丢掉一个东西，那就是一个强大的历史背景。张恨水的小说，诸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都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就是如《金粉世家》有爱情，但是爱情也是发生在民国总理金铨的家里。这是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一种政治文化。张恨水对历史的关注到抗战时期尤为突出。他的《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热血之花》和《八十一梦》等都以历史家的宏阔视野展现了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和民族灾难。但同时，张恨水写历史很特别，他是以小说的手法来写历史的。在现代作家里面，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大量作家都去写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但是张恨水不是，他是用小说的形式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抗战现实全部记录下来。他的作品里既有历史纪实，也有小说的虚构，他的小说将历史与艺术进行了有效的嫁接；他的作品里面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浪漫精神。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独特表现，这是中国传统史传精神的一种流传。
当然，张恨水对传统继承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对传统的戏曲文化和白话小说的发扬光大。关于戏曲和白话小说，我们经常将它们分开来说。戏曲属于说唱类的表演艺术，而小说则属于书面的文学艺术。其实，凡是了解中国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能够将说唱艺术和书面文学结合起来的，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说到民国时代，当新文学一窝蜂地用欧化语体去书写欧化的知识分子情感和生活的时候，张恨水仍然坚持着用中国传统的白话章回小说进行创作。他用从《隋唐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金瓶梅》中学来的白话和章回体式，讲述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故事。虽然看上去有点儿“旧瓶子装新酒”的味道，但张恨水用章回体的白话讲得是如此地顺畅自然而又出神入化，如此地与现代生活贴合得天衣无缝，如此地具有地道的民族风味，以至于新文化新文学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他。还有他的来自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语体，鲁迅等人的文学语体虽然也是白话，但那是比较西化的白话；而只有看了张恨水的小说，我们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白话是什么。张恨水纯熟的白话，让白话小说、白话故事的语言传统和讲述传统得以延续到现代，而没有中断。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的小说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史传、诗词歌赋和白话叙述的诸种传统。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家，在对这三大传统的继承中，由于诗词歌赋的贵族特性及其与小说这种叙述文体的隔阂，张恨水更主要地还是继承了史传叙述和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对史传和白话小说传统的继承，使得张恨水能够很自然地切入“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国语文学运动的历史洪流。
茅盾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① 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中华论丛》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阅读张恨水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它与欧化的新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恨水小说的语体，显然不是西化的新文学话语，而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学。任何民族的文学经典，一定带有这个民族精神文化和历史的胎记。查看张恨水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这种民族精神文化的烙印非常鲜明。张恨水的小说，在“五四”和二三十年代普遍西化的新文学大背景下，坚持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
任何一种文学经典都不可能在没有文化传统的空中楼阁中建构。张恨水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学的经典，就在于它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当我们在欣赏一幅画或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首先要看它有无传承，其实，对文学经典的界定也是如此。没有历史传承没有文化渊源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可能不是新文学的经典，但它绝对是中国民族文学的经典，更确切地说是汉民族文学的经典。
二
张恨水继承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神传统，那是不是它就是“旧的”？是不是它就停止在现代之前而拒绝进入现代？
张恨水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传统特色，但并不能说他的叙述拒绝进入现代。他的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文化精神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改进，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张恨水的小说继承了传统的礼仪和道德价值观，但是字里行间又显露出他同时也是一个新文化的拥护者。
张恨水小说中的婚姻，是现代的男女平等、等级平等的爱情和婚姻形式。张恨水是表现以爱情为基础的成功的男女婚姻的最高产作家之一。他对现代婚姻的表现是建构主义的，而新文学作家的笔下则很少有成功的爱情婚姻。
张恨水小说中所表现的社会体制，是非皇权的现代化的民主体制。在他的小说中，虽然对民国政治文化有着诸多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如许多遗老遗少那样迷恋帝王时代以及皇权政体。他直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既通过《金粉世家》肯定了民国总理的政治伦理，又通过对军阀胡作非为的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一种现代的政治诉求。他的小说中有着现代民权思想，表现了下层民众追求权利平等的诉求。同时，他的小说更表现了底层社会的歌哭，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性。
张恨水的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而且对章回体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使得章回体这种古老的形式焕发了青春。他小说的纯熟的白话，在接受层面实现了底层人民的阅读权利。张恨水的语言和明清小说的白话还是有区别的，明清小说里面的白话哪怕是《金瓶梅》中的白话，也会有读不懂的地方，但是他的小说真的是很纯熟。能够把中国传统的白话语言做到如此纯熟，就足以说明他对中国现代语言所做出的贡献是如何巨大。现代的民族语言就是由像张恨水这样的作家造就出来的。
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上，张恨水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张恨水的小说既汲取了中国传统史传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对于历史的书写，又融会了现代西方小说，如林译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小说已经不再是《玉娇梨》那样过于软性的爱情故事了。他的小说，虽然有一定“鸳鸯蝴蝶派”的元素，但是显然又与“鸳鸯蝴蝶派”的柔软、香艳、闲情逸致有着分明的界限。而且，当新文学的先驱们都还不会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张恨水就运用中国传统长篇家族小说和历史演义的叙述框架，并汲取现代西方诸如俄罗斯和法国小说的叙述优长，在现代时期率先建构了现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范式。而新文学的长篇叙述则只有等到茅盾《子夜》问世的时候才得以成型。
其实，综上所述，很容易让我们得出对张恨水的“新”的印象，这与前述的他的“旧”的特征相背离。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又将他归入“旧”的阵营。在评价张恨水小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陷入“新”“旧”和“雅”“俗”的争论之中，会陷入一种张恨水是属于旧文学和俗文学的逻辑陷阱之中。而在笔者看来：关于“旧”和“新”的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关于“通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命题，也是一个伪命题。这是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也是特定时代的话语逻辑。其实，就文学和文化来说，我们不管它是“通俗”还是“文雅”，不管它是“新”还是“旧”，都要看它有没有文学性、有没有审美性、有没有文化价值、有没有历史价值。张恨水的小说显然并不乏文学性、审美性，更不乏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总之，一句话，张恨水一直在用一种中国的叙述方式讲述着中国人的故事，传达着现代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有人说，我们应当加强关于“中国传统是怎么样进入现代”的研究。是的，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张恨水的历史地位。其实讲这个问题，最主要是要讲张恨水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他是怎样延续了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文脉。张恨水以他自己的方式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和文化精神带入了现代，他的这种“带入”，是顺着民族文化的流脉而平缓地也是顺畅地驶入，不是像新文学作家那样，来一个遽然的移植。显然，张恨水的这种方式，更符合文化的运行规律，也更有利于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历史承续。在现代作家里，有谁能做到了这一点呢？只有张恨水。
三
在新文化与旧文化激烈冲突和角逐的背景下，张恨水的小说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庞然大物。他以他的系统的、巨量的、影响广泛的创作，出现在两种文化冲突的疆场上，新旧文化都不可能对他视而不见。那么，对张恨水的小说，用贬斥性的“章回体小说”“鸳鸯蝴蝶派”等来定位的都是哪些人呢？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只有两部分人。
首先是新文化的一部分人。新文化有两派或者有两张皮，一张皮是胡适呈现的，一张皮是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这些人呈现的。这两者差别非常大。它一方面向传统寻找资源，很显然具有 “文艺复兴”的味道，例如胡适的主张；另一方面则向西方寻找资源，例如鲁迅、茅盾。鲁迅、茅盾代表的是比较西化的一派，他们试图在充分西化的基础上新造活水源头缔造新文学。他们几乎先天地对旧文学怀有恶感，本能地对一些带有旧文学痕迹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部分进行“打压”，或者说有点“污名化”。“五四”激进的精英启蒙主义在批评张恨水的时候，将其与“鸳鸯蝴蝶派”进行捆绑，并没有考虑到张恨水的创作与“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有多少实质性的关联。在那个历史时代，这可能是需要的，但是对张恨水来说，这种评价却是不公平的。不过，张恨水的创作之所以受到新文化激进派的批判，恰恰说明了其创作在新文化激进派想象中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回避的存在。
讲到新文化，我们立刻会讲到胡适、陈独秀。陈独秀是新文化的首倡者。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谈到：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但这位激进的革命家唯独没有谈到要废除白话语体，而且他的“写实文学”和“通俗的社会文学”都指向了白话的市民文学。而胡适更是直接要求在固有的文学语体上实现国民文学的建构。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最为经典的著作是 《白话文学史》。他所讲的白话是汉民族的白话口语，他所讲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中国语体文学史。他通过白话文学史来追溯白话的源头。他通过这种白话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定中国文学话语必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去缔造，另一个方面是通过白话打破一种话语和阅读的界限，实现民权。他说：“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赞助”。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胡适的文学改良，意在对文言及其修辞进行革新，对白话进行继承，而能够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古代的白话。胡适不是要废除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语体，而只是继承和革新。他所写作的《白话文学史》就是要追溯民族白话文学的悠久历史，在历史中寻找新文化的合法性，在历史中获得新文化的革新资源。
单纯从新文化的角度来说，胡适的理论似乎落空了，因为他的理论似乎自始至终没有落实到实践中。但是，假如我们放眼当时整个文坛的话，就可以一眼看到他的理论其实正落实在张恨水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在看新文化的这两张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张恨水历史角色的重要性。这就是，假如我们不否定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新文化正统地位的话，那么，谁真正符合新文化的正统呢？是张恨水的小说。依照新文化的价值观，张恨水的白话小说同样属于白话文学的范畴，而这恰恰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认定的新文学合法性的范畴。由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带有现代民权性质，张恨水小说也自然地符合新文化的价值诉求，也带有民权性质和民族意识形态。假如把新文学纳入考量的话，真正体现胡适的白话思想、体现胡适新文化思想的，正是张恨水的创作。张恨水的小说才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真正成果，才是胡适所倡导的国语文学的真正成果，而且是硕果。正是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才使得胡适所说的“活文学”不是“活”在过去，而是“活”在当下。
尽管新文化中的“趋新”战胜了“袭旧”，并以张恨水的创作作为抨击的靶子，但这更说明了张恨水小说巨大的文化史价值之所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批评才擦亮了张恨水小说作为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特质和审美品格。
对张恨水的小说进行负面评价的另一部分人是革命文学作家，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他们将张恨水的创作定义为 “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封建余孽”。但“革命文学”也如“五四”新文化一样有两张皮，一张皮是精英主义的钱杏邨，他的笔名叫阿英。他和张恨水是好朋友，原来两人都在芜湖。但是，阿英作为革命文学理论家骂张恨水骂得最厉害，“封建余孽”就是阿英骂的。他说，张恨水是 “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张恨水的这几篇小说，如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胡话’，这‘胡话’正表示了封建余孽以及一部分小市民层的‘自我陶醉’的本色”，甚至他的“国难小说”也受到斥责。② 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载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7页。革命文学理论家夏征农的批评更是尖锐。他认为，《啼笑因缘》无论“就其社会的意义上说，就其艺术的评价上说，均是失败的”；小说中有着“降格迂腐的平民思想”，“欣赏主义的恋爱观”和“充分带有近代有产者的基调”。③ 夏征农：《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载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315页。
但是，钱杏邨仅能代表“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革命文学”的主流。“革命文学”的主流在哪里？在奉行平民（贫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那里，首先是瞿秋白，其次是毛泽东。瞿秋白倡导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要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底层人民的感受，来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冲动。诸如瞿秋白等人，继承了“五四”平民主义思想，批判了精英主义，肯定了民族白话文化以及传统文艺形式，认为传统的文学形式对传播革命思想和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有绝大的作用。瞿秋白指责“五四”新文学是“欧化文艺”、使用的是“非驴非马”的白话，是形式体裁“神奇古怪”的“摩登主义”以及“感情主义”“个人主义”④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77页。，是“猫样”的声色犬马的“唯美主义”。⑤ 瞿秋白：《猫样的诗人》，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第 373页。在对待“五四”欧化的立场上，张恨水可以说与瞿秋白同调。张恨水指责当时许多文人“觉得写出来的文字，如不带点欧化，会被人家笑他落伍”，但是他又说：“假如欧化文字，民众能接受的话，就欧化好了，文艺有什么一定的形式，为什么硬要汉化？可是，无如这欧化文字，却是普通民众接受知识的一道铁关”，欧化文读者觉得“别扭，看不起劲”。① 张恨水：《通俗文的一道铁关》，重庆《新民报》1942年12月9日。瞿秋白和张恨水不仅在否定“五四”新文学上有共识，而且在旧形式的利用上也是声气相同。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汲取了被他激烈否定的“五四”的启蒙主义精神，主张对带有封建主义因素的旧形式加以改造。他说：“第一是依照着旧形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份，创造出新的形式”，“一切故事，小说，小唱，说书，剧本，连环图画，都可以逐渐地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②瞿秋白：《普洛大众的文艺生活》，载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第471页。瞿秋白和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以及面向传统的选择，都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瞿秋白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以及短暂的生命里，并没有能够把他的文艺思想贯彻下去，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批判瞿秋白，但是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上，却是瞿秋白理论的实践者和发扬者。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特别讲到“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讲到要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来进行创作。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革命文学主流实践来看，从他们对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重视来看，张恨水的创作正是应该得到肯定的那一部分创作，而且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创作方式。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革命文学的“人民大众”是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而张恨水的读者大众却是带有消费文化性质的。
从“革命文学”的角度来说，张恨水的创作契合了革命文学的主流精神，也为革命文学所认知、认同。假如放在“革命文学”的审美理论的框架里面，张恨水也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无论是“新文化”还是“革命文学”，这两个方面对张恨水都有反对意见；无论是“新文化”还是“革命文学”，最终又都以某种方式肯定了张恨水。关于张恨水的小说，革命文学和新文化为什么最终要肯定？原因在于，任何一种反叛的东西、任何一种悖离民族传统的东西都是要回来的。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运行的一般规律。张恨水很早就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而新文化运动对他的评价、革命文学对他的评价，只不过走了更长的路又回过头来认同他而已。
基于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们再来思考张恨水是什么地位的作家。可以说张恨水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奠基者，是把中国文学传统带入现代的一座桥梁。尽管也有其他的作家在做着这个桥梁的工作，但是只有张恨水系统的、巨量的、优秀的创作才能担起这个桥梁的责任。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论证他的合法性，不需要去论证他是俗还是雅、是新还是旧，他的历史地位就已经非常明确：张恨水的小说是现代民族文学的经典，张恨水是现代民族文学的大师。
Zhang Henshui's Novels as a Classic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ANG Wei-bao
（School of Literatur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Zhang Henshui's novels inherit the three tradi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poems，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vernacular novel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terature that was generally Europeanize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1920s and 1930s，His novels persist in using the familiar way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His creation is regarded as a brid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times.Although the novels are criticized by the new culture stream，they are just the authentic practitioners of Hu Shih's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oughts.Although the novels are criticized by the left-wing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his works are practicing Qu Qiubai'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oughts.Zhang Hen-shui's novels are national and democratic.It may not be a classic of new literature，but it is a classic of national literature，or rather a classic of Ha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Key words：ZhangHenshui's novel；national literature；classics；bridge
作者简介：方维保（1964—），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二）论张恨水的文学观
燕世超1，赖小林2
（1.南昌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江西南昌 330044；2.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 515041）
摘 要：张恨水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相比，多数作家作品逐渐被后来的读者所遗忘，而他的作品在新世纪反而被拍成多部电视连续剧在央视热播，纸质作品也一版再版。同时，在文学史著中，在大学讲堂里，他的作品也经常被分析和研究。张恨水之所以在新世纪仍然受到读者喜爱，根源主要在于其进步的文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作家要为普通民众而创作、反思是推动创作发展的动力、艺术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反映时代发展。
关键词：张恨水；文学观；服务民众；反思；艺术创新
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大量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些作品自然会拥有其同时代的读者，而每个读者的阅读量都是有限的，绝大多数作家作品逐渐被后来的读者遗忘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张恨水却是个例外，他的作品在新世纪反而被拍成多部电视连续剧在央视热播，纸质作品也一版再版。同时，在文学史著中，在大学讲堂里，他的作品也经常被分析和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恨水“东山再起”？笔者以为主要在于其进步的文学观。
一、作家要为普通民众而创作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对于每个作家来说都是根本的问题。你要为权贵服务，就必然要歌功颂德，以得到提拔或重用；你要为富人服务，就必然要媚俗、作秀，以赚取高额稿费；你要为自己服务，就必然以自我为中心，写自己身边的琐事。张恨水则要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服务。1944年，他在《总答谢》一文中阐述道：“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做这班人的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多事？但这里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①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这段话透露出以下信息：为普通民众写作，这是其创作宗旨；而要实现这一宗旨，就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语言要通俗易懂
一位优秀的作家，一定也是一位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因为其作品要拥有更多的读者，就要在语言上下功夫。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欧化语言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作品是写给极少数文化青年看的，与普通民众无关。直到1942年，张恨水还在强调：“现在又有许多人在讨论通俗文字运动。我以为文人不能把欧化这个成见牺牲，无论如何运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假如欧化文字，民众能接受的话，就欧化好了，文艺有什么一定的形式，为什么硬要汉化？可是，无如这欧化文字，却是普通民众接受智识的一道铁关”②张恨水：《上下古今谈》（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欧化语言是新文学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新文言。“‘新文言’不仅大量保留了与旧文言差不多的辞句结构，而且还借用了冗长的欧洲文法和词汇。作家们发明出新的词汇，常常将一些外国文字不加翻译地嵌进中文的文章里——所有这些都妨害了新文化的传播。”①P.G.匹柯维茨：《瞿秋白对“五四”一代的批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193、192-193 页。正如瞿秋白所言：“文学革命只是使许多作家变得‘欧化’，并且脱离了那些最无教育，甚至连文学革命的基础——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遗产都一无所知的群众。……‘五四’文化的反偶像主义引导了革命作家走向西方；但它却使中国作家不但与被抛弃的古典传统割断了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大众和民间传统也割断了联系——失去了后者就不可能和群众产生有意义的联系。”②P.G.匹柯维茨：《瞿秋白对“五四”一代的批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193、192-193 页。
在新文学作家们为欧化语言不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煞费苦心时，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作家早已在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了。“‘五四’之前20年就有白话文报纸存在了。而且从1990年开始，就有大量传统风格的白话小说出现。”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 60、380 页。“1915年，鸳蝴派杂志《小说画报》开创一个规定：出版的小说一律用白话。”④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 60、380 页。张恨水在1910年代所创作的早期小说，走的是鸳蝴派创作老路，自然也用的是白话。究其原因，其白话语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古白话。张恨水曾自述，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一口纯净的白话使他受益匪浅，其代表作《啼笑因缘》语言显然受其影响。二是学习百姓口语。张恨水1919年秋天开始到北京从事新闻事业，自然受到北京方言的影响。据其友人日本矢原大夫回忆：“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⑤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不怕你捣鬼，喝了你娘的洗脚水”（《春明外史》），“怪不怪，草窠里飞出个凤凰来”（《京尘幻影录》），读张恨水小说，封建遗老、流氓恶棍、市侩小人、梨园坤伶、城市贫民、各色文人等的语言生动而又传神，没有深入的生活体验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要关注底层民众命运
作为大报副刊主编，张恨水希望多刊登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稿件，以期引起社会重视：“描写劳苦民众的稿子，没有收到过，颇为失望”⑥ 张恨水：《最后关头》（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三四十年代的张恨水，不再完全执着于男女爱情的书写，而是时刻关注底层民众的饥寒冷暖，书写他们的悲欢离合，为他们不幸的命运鸣不平。小说《啼笑因缘》中大鼓娘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玩弄、虐待、遗弃以致发疯；《小西天》中对西北人民极度贫困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破败的小旅馆被当地人视为天堂，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几乎寸草不生，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为了得到回家的路费不惜卖身；《夜深沉》中马车夫丁二和不能和心上人结婚，被迫接受了被资本家玩腻了的女人，最终还被赶出京城；《玉交枝》把地主对穷苦农民的剥削写得生动逼真，不亚于茅盾的《春蚕》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散文集《山窗小品》中的《贱邻》描写佣妇周嫂家徒四壁的赤贫状态，《忆车水人》和《耙草者》描写农民劳作的艰辛，《农家两老兄弟》记叙老农兄弟艰难度日、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读之让人不胜唏嘘。
而在底层民众中，女性命运尤为悲惨。在男权社会，女性缺少谋生手段，依赖男人生存，就必然没有婚姻自主权。《北雁南飞》中的毛三婶，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嫁给一无是处的酒鬼毛三叔,而姚春华与李小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热恋中被父亲强行拆散，被迫嫁给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癞痢头。多年后，李小秋身为军官回到故乡，姚春华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特别是二婆婆15岁就守望门寡，大半生在极度艰难中度日，小说详细描写了风烛残年的二婆婆由于两代妇女守节而得到皇帝嘉奖、县长出面祝贺的“热烈”场面。《春明外史》中的坤伶个个青春美貌，却只能成为封建遗老们的玩物；《艺术之宫》和《夜深沉》中的女主人公青春年少，涉世不深，由于家贫被迫外出谋生，一次次受骗上当，被男人玩弄后遗弃。作品对女主人公们悲惨的命运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可喜的是，张恨水没有停留于此，他同时还对表现婚姻自主的现代两性关系表达出由衷的赞美：《北雁南飞》中的毛三婶再婚前与意中人频频约会，决然离婚后和新夫远走高飞；大妹与屈玉坚自由恋爱，为了摆脱村中舆论的压力，干脆外出同居，最终喜结良缘。
张恨水同时还意识到，在男权社会，事情远不是两情相悦就可结成美满婚姻这么简单。《天河配》中坤伶白桂英嫁给公务员王玉和，为了丈夫的“面子”，她被迫放弃演出，一心做家庭主妇。不料玉和失业，为了养家，她只有瞒着丈夫重操旧业，玉和发觉后不但不理解她，还丢了一纸书信离她而去。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认为娜拉依靠丈夫生活，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①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张恨水则进一步认识到，女子即使获得了经济自主，还是摆脱不了男人的控制，因为男权观念已经渗透到这个社会的血液中，因而，妇女解放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张恨水的预言在新世纪得到了验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女博士难嫁人，女人事业上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婚姻的失败，这种情况大量存在。
在张恨水笔下，底层民众并非一直都是弱势群体，中国未来的希望可能就在他们身上。《丹凤街》歌颂他们“大半有血气，重信义，今既受军训，更必明国家大义，未可一一屈服。……读者试思之，舍己救人，慷慨赴义，非士大夫阶级不能亦所不敢者乎？友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可断言也”② 张恨水：《丹凤街·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作品中的小市民为了救秀姐逃出政客的魔掌，群策群力，最后虽然失败了，但童老五、王狗子等参军入伍，接受军事训练，精神面貌大为改变。同样，《水浒新传》对梁山英雄北上抗敌的改写，隐喻今天的抗日英雄们正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有他们才是拯救民族危亡坚不可摧的力量。
二、反思是推动创作发展的动力
不言而喻，张恨水创作经历的每个阶段都大有进步。那么，促使其创作不断发展的动力何在？笔者认为其根本在于不断反思，并在反思中取得进步。
（一）反思自我
1924年秋天，当张恨水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先驱们不但猛烈地批判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文化，同时还攻击“鸳鸯蝴蝶派”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通俗文学流派，而张恨水正是因深受“鸳鸯蝴蝶派”代表作《花月痕》的影响走上文坛的。读其早期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真假宝玉》《一碗冷饭》等，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讲，他都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的坯子”。可是，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张恨水创作的鼎盛期，他的三部代表作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对人性的挖掘，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每一部都与之前有很大不同，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自然也渐行渐远，这种情况发人深思。从张恨水这时期发表的作品来看，他除了反对新文学作家使用欧化语言外，对新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不但没有任何谴责，还由衷地承认其思想进步。对于新文学作家对 “鸳鸯蝴蝶派”的攻击甚至钱杏邨指名道姓的攻击和污蔑，他也没有反击过。相反，他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这些言辞，因为他深知这世界早已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世界，他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为此，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晚上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在欣赏西方电影时也从中学习其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给他的创作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在张恨水的名字妇孺皆知、创作如日中天时，他并不十分满意自己的创作，他要了解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使创作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1934年，他自费开始了西北之行。他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要参观人文景观，而是要“看动的，看活的”。西北人民的赤贫状态使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西北之行（1934年）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③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65页。至于其西北之行的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作者青少年时期有在江西和安徽两地农村生活的阅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国民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以及媒体对于西北地区经过长期战乱后惨状的介绍，对他都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北之行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张恨水仍从事言情小说创作，《夜深沉》《燕归来》《小西天》《北雁南飞》《丹凤街》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但对于民间疾苦的描绘已占据主要篇幅。作者以此说明：爱情不只是属于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也不只是为了供市民消遣的，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也渴望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可他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其爱情与婚姻的结局必然是一个个悲剧。
（二）反思知识分子和本民族文化
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张恨水自然知道士即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士是立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传承者。如果士自我放逐，自轻自贱，那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向将是毁灭性的。《斯人记》是张恨水为数不多的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是作者对于北平之士的生活观察和思考所得。作者痛心地发现：“大部分士，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上焉者，也不过逛公园喝茶，弄弄风月文艺，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① 张恨水：《斯人记·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在作者看来，首先要关心时事政治。不了解张恨水的人，可能以为他是一位不问政治、专写言情小说的作家，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看看他在《新民晚报》所开辟的两个栏目《上下古今谈》和《最后关头》中所发表的文章就知道，作为一位爱国志士，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抗战这个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辛辣地讽刺那些不关心国事的守旧者：“当别国的轮船已经在扬子江来往如梭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在勉励他的儿孙作八股。宇宙里尽管千变万化，他们还在百千本线装书里兜圈子。”② 张恨水：《最后关头》（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6、205、199 页。“‘七·七’事变前……一班不知死活的缙绅先生，努力着复古运动。”③张恨水：《最后关头》（下）， 第 458、578、493、548、370页。他勉励同人：“面对着这样亘古未有的民族存亡的大战，而惊天地泣鬼神的歌行巨著简直没有，则当代旧词章家，殆无以对后人，同好们当努力！”④ 张恨水：《最后关头》（下）， 第 458、578、493、548、作者自己身体力行，其《虎贲万岁》描写了1943年11月国民党第74军57师8529名官兵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日本侵略者，绝大多数壮烈牺牲（仅剩83人）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业绩。他十分自豪地声明：“让我能引以为荣的，是我能写着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⑤ 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其《大江东去》可能是我国唯一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惨案的长篇小说，为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其次，要保持高尚的气节。知识分子要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人格节操影响大众，促使社会风气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鉴于此，张恨水不断大声疾呼：“天下可痛苦之事甚多，而莫过于上无气节。……知识阶级，不要气节，只好让肉食者和文盲来谈救国了，焉得不痛哭！”⑥ 张恨水：《最后关头》（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6、205、199 页。“他们（宋明人士）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的钦佩，讲气节真无补于国家吗？”⑦张恨水：《最后关头》（下）， 第 458、578、493、548、370页。被称为国难小说代表作的《巴山夜雨》还着意塑造了一位谈伯平教授，在华傲霜小姐嫁给大款时，他却不改初衷，在贫病交加中不幸辞世。在谈伯平身上无疑有张恨水自己的影子，寄托了其贫贱不移的传统人格，也寄寓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众所周知，张恨水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多次强调：“这样一概的抹杀国故，就透着有点过分，但国故之一部分，成为今日多余之物，却也无可讳言”⑧ 张恨水：《最后关头》（下）， 第 458、578、493、548、370页。，“孔子的学说，除一小部分为时代所不容外，十之七八是可崇奉的”⑨ 张恨水：《最后关头》（下）， 第 458、578、493、548、370页。从这些语句中透露出，张恨水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屡遭外敌入侵，说明我们的文化存在严重缺陷：一是民众缺少国家意识。人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所以，对于关系到本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很多人竟然感情麻木，无动于衷：“重庆以及其他后方城市，照常歌舞升平。这不是表示人们镇定，是表示人民麻木”⑩ 张恨水：《最后关头》（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6、205、199 页。《巷战之夜》主人公张竞存在抗战时弃教从戎，成长为游击队长、抗日英雄。当他来到大后方重庆时，却发现深夜小巷中传来另一类巷战——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小说结尾时写道：“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的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的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地望了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都瞒不过你，你知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⑪张恨水：《巷战之夜》，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余味无穷，令人对艰难的抗战展开深沉的思索。二是国人唯利是图。在《巴山夜雨》中，张恨水一反十年前像《丹凤街》那样赞美小人物的立场，描写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国民醉生梦死图：大敌当前，一些文化人蝇营狗苟，专心于桃色事件；女人们头脑空虚，天天泡在麻将桌上；工人因为钱少，不愿意抬前线的伤兵；有人房子破了，请当地农民来修，后者却乘机敲诈，拿双倍工钱后去吃饭，把房子丢下不管；商人囤积居奇，为前线募捐时一毛不拔；当官的更是安于享乐，为非作歹。整个民族浑浑噩噩，每人都耽于一己之私利。试想：这样的民族如一盘散沙，怎能抗击外敌入侵？张恨水敏锐地认识到这绝不是政府或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衰落的表现。抗战不仅仅是打日本鬼子，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自我清洗、吐故纳新的过程。
三、艺术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反映时代发展
张恨水说：“我的思想，时有变迁，至少我是个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⑫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39页。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不但站在那个时代的前列，在艺术形式上也不断创新，成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无疑，一个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的作家，他的作品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适宜表现新的思想内容。
张恨水对于传统创作手法的继承已为人所熟知，如人物描写常采用粗线条勾勒手法。《京尘幻影录》中小公务员王佐才向人求情时“那颗尖小油腻的脑袋，却在那合仰的拳头上，碰了几碰”，滑稽而又可恶。《玉交枝》开头描写地主蔡为经：“有个人穿了蓝纺绸裤子，白竹布对襟褂子，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他手上拿了一支长可五寸的乌骨烟嘴，上面插了一支纸烟。”没有相貌、只有衣着打扮和手上物件的描写，就可看出这是一个乡下财主；而他开口就无端指责有人偷他的黄瓜，可见其霸道蛮横的性格。再如景物描写，他多注意传神之处，而不在于具体而微的书写。代表作《金粉世家》为网状结构，分明受《红楼梦》影响；而《啼笑因缘》显然受古代言情小说影响：两情相悦，男方因要事离开，女方受到歹徒或第三方要挟，情节由此展开。具体讲，张恨水作品艺术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新的写实手法
一是环境小说写作。中国古代没有这方面的小说，即使是《儒林外史》和清末谴责小说，每章情节仍居于中心地位。环境描写无疑是西方小说的特长，巴尔扎克对于伏盖公寓的描写，冈察洛夫对于奥勃洛莫夫生活环境的描写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西方还出现纯粹的环境小说，即通篇都是对于环境的描写，人物与情节变得无足轻重。张恨水小说《斯人记》《过渡时代》和《京尘幻影录》同样是把环境作为作品中心来写的。由于是长篇，没有人物与情节自然难以为继，作者有意把后二者做片段化处理，即没有完整的情节，人物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以至于每个人都没有生动的性格，没有感人的故事，没有动人的语言。初读时甚至感到这是败笔，但读后思考才知，这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让环境成为作品主体，人物与情节退而次之。作者意图也许在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物都不过是匆匆过客，那些负面人物皆为行尸走肉，正面人物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人物都对这样的环境无能为力，都必须受其支配和影响。这种写法及其体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十分契合，它启示读者：人物死了！情节是不连贯的，事物发展是没有规律可言的！世界已经到了末日，人们除了吃喝玩乐，再也没有灵魂、追求和信仰。如果出现一个高尚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无法生存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说上述环境小说是张恨水对于外在真实的创造，那么，他对于内在真实即人物心理世界的描写同样富有特色。中国古代小说除《红楼梦》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外，其他小说对于人物心理的描写一般是寥寥几笔，这自然与章回小说发源于宋元话本有关。为了博得更多听众，说书人必须把心理活动尽量压缩，以免听众厌烦。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自西方文学，福楼拜对于包法利夫人心理的描写，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的心理深度的挖掘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张恨水把它成功地用之于小说创作中，又有所创新。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即使是心理活动也有条不紊。而中国人思维大多缺少严密的逻辑性，尤其是女性的心理活动多受感性支配，张恨水能够把女性心理写得如此真实感人，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特征。《啼笑因缘》中富家公子樊家树与大鼓娘沈凤喜两情相悦，但樊家树因事南下，沈凤喜禁不住军阀刘德柱金钱利诱，在樊与刘之间比较来比较去，最终还是虚荣心占了上风。《夜深沉》中开头无家可归的王月容被马车夫丁二和收留，二人渐生爱慕之心，但月容禁不住金钱诱惑，失身于军阀和纨绔子弟，后悔莫及。她很想回到二和身边，又怕二和不肯原谅她，思来想去，走走停停。《落霞孤鹜》中留守院的孤女落霞与冯玉如亲如姐妹，却同时爱上青年教师江秋婺。玉如对江秋婺和落霞均有恩，可江秋婺却与落霞成了婚。玉如既是落霞的恩人，又成了她潜在的情敌，落霞在爱情与道德之间反复思量，最后爱情战胜了道德。小说在书写女性心理活动时极尽笔墨，委婉曲折，表现出中国女性内敛的性格特征。
（二）狂欢化手法
狂欢化来自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它与一切永存、完成和终结相敌对。”①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前苏联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小说《巨人传》时创造性地提出“狂欢化”这一术语。在拉伯雷小说中，一切形体和言行都被夸大、突出和变形，巴赫金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其主要特征是降格，即世俗化、人间化和贬低化，使不可一世的权威变得荒唐可笑。张恨水在其讽刺作品中表现出中国式的狂欢化手法：
荒诞与隐喻。可能是受神话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常常出现荒诞不经的情节，其人物行为也被无限夸大，具有怪诞的特征，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屡屡制造文字狱，使作家不敢直接描写现实，转而写古代题材或梦幻世界，以此来隐晦地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讽刺或批判。《八十一梦》作为张恨水代表作之一，实际上只写了14个梦，就因对现实社会讽刺得太露骨、太强烈，在素无交情的老乡张治中将军劝说下匆匆结束了。小说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小说笔法，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内外视角的界限、虚构与写实的界限，把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西门庆、潘金莲等重新塑造，实现其创作主旨：“我是现代人，我作的是现代人所能作的梦”① 张恨水：《八十一梦·尾声》，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作品讽刺了大后方重庆官员贪污腐败乌烟瘴气、商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社会贫富对立的现象。如果运用完全写实的手法，不光作品难以发表，即使发表，它所产生的社会与艺术效应比之于原作也会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上述人物本来就具有丰富的内涵，经过作者重新塑造，其意义叠加后实现了增值。《新斩鬼传》是作者受明末清初小说 《斩鬼传》影响所作：“我以为这部书（《斩鬼传》），虽不能像《儒林外史》那样含蓄，然而它讽刺的笔调，又犀利，又隽永，在中国旧小说界另创一格，这在学界所捧的《何典》之上。……这一部书（《新斩鬼传》）开始在十五年，正是安福二次当国的时代，我住在北京，见了不少的人中之鬼，随手拈来，便是绝好材料，写得却不费力……”② 张恨水：《新斩鬼传·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从上述自序来看，小说应作于1920年代中期，受清末谴责小说影响最为明显，多直露，无藏锋，与《八十一梦》有着明显差距。其中大话鬼、风流鬼、狠心鬼、两面鬼、玄学鬼、空心鬼等自古有之，而鸦片鬼、会议鬼、不通鬼则为张恨水所独创，作品同时还讽刺了那些西装革履、胸无点墨的假洋鬼子，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降格与虚无。如果说拉伯雷小说是通过笑来颠覆世俗生活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神圣的真理，那么张恨水小说则在此基础上把降格进一步引向虚无：每个人无论生前有多么显赫的官位，多少巨额的财富，享受多少荣华富贵，最终都躲不过曲终人散的结局。由此来反证人生：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和不可靠的。《春明外史》和《春明新史》写了总统、总理、军阀等达官贵人和寺庙住持。在世人眼中，这些人可望而不可即，但在张恨水作品中，他们表面上不可一世，实则草包饭桶，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唯利是图。作者有意插入许多笑料，让他们在尽情表演时显得愚蠢而又滑稽。《春明外史》中封建遗老周西坡表面上不满时事，装作愤青和隐士的模样，可一旦有人提起他的几个干闺女，他立刻眉开眼笑。寺庙住持慈泉和尚为了钱奔走于总理府，在寺庙招待客人，一旦有人拿出茶钱，赶紧合掌道谢。《春明新史》中主人公刘德胜花匠出身，一个偶然的机会赢得军阀薛又蟠好感，从此平步青云，当上师长，沉溺酒色。作品最后，杨杏园临终前自挽“大梦醒来原是客”；刘德胜遇到兵变成了光杆司令，看到自己当年的顶头上司包旅长流落街头，孙督军被利刃碎割而死，意中人吴月卿另有私情，不觉心灰意冷，婚礼当天出家为僧。由此来看，张恨水小说的狂欢化最终演变为二度降格——虚无，降格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
On Zhang Henshui's Literary Views
YAN Shi-chao1，LAI Xiao-lin2
（1.School of Media，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Jiangxi 330044，China；2.School of Medicine，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Guangdong 515041，China）
Abstract：Compared with many writers of his generation whose works have gradually been forgotten by later readers，Zhang Henshui’s works have been made into television series in the new century and have been broad casted by CCTV.They are also republished many times and often studied in literary circles and universities.The reason why ZhangHenshui is still loved by readers in the new century is mainly due to his progress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view.Writers are required to create works for the general public.Reflec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creative development.Art must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rough innovation.
Key words：ZhangHenshui；literaryview；serving the public；reflection；artistic innovation
作者简介：燕世超（1954—），男，安徽涡阳人，南昌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赖小林（1962—），女，广东普宁人，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
（三）张恨水在高校文学史教材中的传播与接受
沈 琳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摘 要：从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近几年的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有关张恨水的表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部分文字介绍到专节乃至专章介绍、从简单介绍到全面评价的过程，可见学界对于张恨水的传播与接受逐步系统与深入，也反映了学界对通俗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张恨水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只有在回归文学本体话语表达的语境下才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张恨水；文学史教材；传播与接受；通俗文学
哪些作家能进入文学史教材，在教材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研究问题，它体现了文学史教材编写者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写作语境，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学术权力、教育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种传播生态。张恨水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多产小说家，其一生共创作了3000万字的作品，颇受当时市民读者的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颇具盛名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却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着。20世纪50年代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将其排除在外，直到80年代才被接受。教材编写者的文学史观、编写环境对张恨水小说的传播和接受都存在着很大影响。本文通过比较和研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使用的十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发现张恨水在文学史教材中的表述内容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部分文字介绍到专节乃至专章评述和从简单介绍到全面评价的过程，从中可见学者对于张恨水小说的态度逐步从不接受转向逐步接受并走向系统与深入。至于今日，张恨水已经比较稳定地存在于高校文学史教材里。
一、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张恨水传播状况
综览1950年代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可以发现，这些教材对于张恨水的阐述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1950—1960年代张恨水缺席文学史教材。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先生的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三部教材在1950年代影响巨大、传播面广，影响延及1970年代，甚至到1980年代。这三部教材均未将张恨水写入。196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师生集体编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 （初稿）》（1960年印）、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初稿）》（1962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只字未提张恨水的文学成就。
1980年代，张恨水出现在教材中，经历了从片段介绍到专节论述的过程。这一阶段编写的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有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简称“唐弢本”）、九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九院校本”）、黄修己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冯光廉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教程”）、唐弢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简编》（1984年版，以下简称“唐弢简编本”）、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简称“三十年”）。上述教材中，“唐弢本”最先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黄修己的“简史”有所涉及，但叙述简略，“教程”对张恨水的论述最系统，九院校本没写张恨水。有意思的是，“唐弢简编本”则删去了“唐弢本”中有关张恨水的阐述性文字。
1990年代，教材中有关张恨水的篇幅渐增，论述也有所深入。90年代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有郭志刚和孙中田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郭孙本”）、钱理群等修订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三十年修订本”）、凌宇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凌宇本”）。当然，影响最大的要算“三十年修订本”。“郭孙本”将张恨水安排在40年代国统区小说创作一章中，没有专节介绍，目录中也未见张恨水的名字，关于张恨水的内容是设在“第六节 《虾球传》及其他长篇小说”里。与“郭孙本”相同的是，“凌宇本”在目录中也没有张恨水的踪迹，在“国统区的小说创作”一章的“概述”中涉及到张恨水的两部小说《八十一梦》和《五子登科》。1999年“凌宇本”修订再版，关于张恨水的介绍仍在“概述”之中，但篇幅由原来的1段增加到近2页，所介绍的作品包括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多部重要作品。“三十年修订本”分三编二十九章编写，每一编都为通俗小说专设章节，与小说一章并列，每一章的通俗小说中都有关于张恨水的文字。
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目录里皆有张恨水其名，篇幅较上一时期有所增加。影响较大的有下列几本：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自学考试教材，以下简称“吴范自考本”），用5页的篇幅对张恨水进行介绍，内容置于“1927—1937年的文学创作”一章之下，该章有九节，张恨水列最后一节，专节介绍。黄修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通俗文学列专章，张恨水是其中一节，有5页的篇幅。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为通俗小说及张恨水设专章介绍，有9页篇幅。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将张恨水安排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设“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一节，有10页篇幅。黄曼君、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有6页篇幅，目录章节中有张恨水名字，书中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中均出现了分析阐述张恨水的文字。2016年，钱理群等人重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以下简称“重印本”），“重印本”保留原框架和容量，内容和提法稍有改变，原章节标题“通俗小说”改为“市民通俗小说”。但即便进入了新世纪，还是有一些教材只字不提张恨水和通俗文学，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一例。
判断作家的地位，看其能否进入文学史无疑是一个重要标准。一般说来，能否在文学史著的目录中出现是一个重要指标，那些能够在目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无疑是被文学史家视为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而这些重要作家也会被按照以下几个等级进行排列：专章（一个作家或作品单独一章）、合章（几个作家或作品合为一章）、专节（一个作家或作品单独一节）、合节（几个作家或作品合为一节）。由教材对张恨水的传播来看，张恨水现在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文学史教材对张恨水的接受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是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载体，通过教材，我们可以了解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了解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历程，由此形成对作家、作品的经典意义的认知。高校文学史教材对张恨水的逐步接受，反映了张恨水作品走向经典化的发展变化过程：1950年代张恨水在文学史教材中缺失，1980年代对张恨水有所反映，但侧重于反映其1940年代以讽刺暴露为主的小说，1990年代之后的教材在章节标题中出现。从无到有，从少许文字到成段介绍再到占有专节分析阐述，张恨水越来越被关注。这一过程与文学史写作语境、写作者的文学史观以及张恨水研究成果的推进有直接关系。
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高校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制定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初稿对讲课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和说明，要求课程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对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对此，张恨水的老朋友张友鸾曾撰文批评文学史对张恨水漠视的现象，他认为，“张恨水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家。……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扬子云’这个历史故事”①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 1期，第 74、87、73页。。“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②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 1期，第 74、87、73页。“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③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 1期，第 74、87、73页。他的评价影响了此后文学史教材对张恨水的传播和接受思路。
1970—19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在转型之中又有了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这影响到教材对于张恨水的表述。
“唐弢本”将张恨水置于40年代国统区小说创作一节，从其两部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五子登科》落笔，再介绍张恨水的艺术成就及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指出他“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④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 519、519 页。。在介绍其代表性作品时，《啼笑因缘》着墨颇重，对于其在这一时期努力去除“鸳鸯蝴蝶派”的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社会讽刺的角度阐释了《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的价值和意义，认为 “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他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作家，在时代的教育和磨练下，获得了可喜的进步”⑤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 519、519 页。。黄修己的“简史”本在第二十三章“国统区的小说”中，在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一段中，用大约两百字，概括了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和《五子登科》在讽刺揭露社会黑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教材对张恨水前期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一概不提，“就是张恨水这样的作家出于爱国的激情，也对黑暗现实表示不满，创作了讽刺小说……这些作品不能说写得深刻，但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讽刺也是很辛辣的”⑥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从这两部教材看，张恨水在1940年代发表的具有讽刺批判色彩的作品首先被认可并进入文学史，其前期重量级作品被附带提到，对张恨水的评价也以讽刺小说为依据。很显然，教材对张恨水的评价有所保留。
到冯光廉等编著的“教程”，这种现象有所改观。“教程”对张恨水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充分的论述，并且与上列两部教材不同的是，“教程”将张恨水置于“第十三章 第二个十年的作家作品”之下，与沈从文列在同一节中 （“第三节 沈从文 张恨水”），在目录中即可看到张恨水的大名。教材先用6页的篇幅对张恨水的创作历程做了较深入而细致的介绍，认为张恨水的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4—1919年间的“文言文”写作阶段，即以写才子佳人为主的言情小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24—1935年间创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去“鸳鸯蝴蝶派”阶段，此阶段转入社会言情小说创作，但仍然未脱尽“鸳鸯蝴蝶派”窠臼；第三个阶段是1936年以后，这一阶段以创作《八十一梦》等讽刺暴露小说为主，以鞭挞有害于抗战的种种社会现象为目的，冲破了旧时代旧小说之藩篱，展开了创作的新局面。在介绍了张恨水创作历程之后，教材又用6页的篇幅重点分析了《啼笑因缘》在情节、人物形象及艺术技巧方面的独特之处。教材将其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产的章回体小说家”，所用篇幅与沈从文的相近，超过了沙汀、艾芜等作家。
1987年，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三十年”，对张恨水的分析有所深入：认为张恨水的重要作品“是以章回言情小说反映市民思想意识，通过恋爱悲剧反映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在思想上有轻微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具有进步性”，“在注意满足读者对象的欣赏习惯、文化心理与要求方面，是能够给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的”。⑦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但是，这样的评价仍然不是很全面客观的，与张恨水的实际成就不相符合，话语中还保留着意识形态的印记，这种状态到后面的修订本才有所改观。可见，1980年代，张恨水进入文学史教材，并不是所有的教材都接受了张恨水，但这已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进入1990年代，学界倡导“重写文学史”的观念，由此，不少现代文学史教材在此观念引导下进行修订、编写，对于张恨水的评价和论述有所转向，张恨水在艺术上的成就受到关注。
“郭孙本”认可张恨水是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而且是多产的，是“通俗小说由近代走向现代的代表作家”，但在分析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时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八十一梦》等讽刺小说的肯定侧重于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升华。“凌宇本”在“国统区的小说创作”一章的概述中用近200字介绍了张恨水的 《八十一梦》和《五子登科》，强调其小说的政治社会意义。1999年“凌宇本”修订再版，关于张恨水的介绍仍在“概述”之中，但篇幅由原来的1段增加到近2页，所介绍的作品包括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多部重要作品。修订再版的“凌宇本”对于张恨水本人生平、人格特质也有所分析，将张恨水定位为通俗小说大家，肯定了其对旧派章回体小说的改良，“使通俗小说实现了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性变革”，并认为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独特贡献”。
“三十年修订本”分三编二十九章编写，每一编都为通俗小说专设章节，与小说一章并列，每一章的通俗小说中都有关于张恨水的文字：第一编“第一个十年”单元下的“通俗小说”一章，简介其生平，重点评价其成名作《春明外史》之文学价值，为下一个十年张恨水的出场做铺垫。第二编“第二个十年”单元下的通俗小说一章，先是出现了“张恨水等言情写实小说的俗雅融合”的标题，后介绍南北两个著名言情写实作家，一个是张恨水，一个是刘云若，教材先用3页的篇幅对张恨水进行介绍，用1页的篇幅介绍刘云若，用一小段介绍其他言情写实作家。教材认为，张恨水在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①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417页。，是现代通俗文学大家。教材重点分析了《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侧重于分析张恨水如何在旧式章回体小说基础上进行现代性改造，又是如何通过一系列作品继而创立现代性的章回体小说样式。对于《啼笑因缘》出版时的盛况以及畅销的原因也有所涉猎。在第三编“第三个十年”单元中的通俗小说一章，教材简言张恨水此一时期的小说成就，与上一单元对张恨水的评价一脉相承的是，教材仍然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解读《八十一梦》等讽刺性小说，认为“张恨水将通俗文学创作旨趣的严肃性，提高到从来没有的程度”，“张恨水跟上了新文学的步伐，把通俗小说表现社会的本事膨胀到了边缘”②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417页。。教材将通俗小说与小说分列为两章，看起来体例有些不合逻辑，但对于张恨水小说中现代性内涵的分析挖掘超过前列教材，使阅读者可以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张恨水，而不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接受张恨水，对于张恨水的评价高于前列教材。
进入新世纪之后，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继续延续90年代的态势并呈现出更加活泼多元的面貌。“吴范自考本”用5页的篇幅对张恨水进行介绍，内容置于“1927—1937年的文学创作”一章之下，该章有九节，张恨水列最后一节，专节介绍。教材将张恨水定位为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著名作家”。重点介绍其报人经历与双重人格，还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并分析其书畅销的原因，对《八十一梦》等讽刺小说也有简要分析，最后给予其高度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的名字将作为一位最出色、成就最多的通俗文学大师而存留”。
黄修己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为通俗文学列专章，张恨水是其中一节，有5页的篇幅。教材对张恨水的定位是 “现代通俗小说大家”“通俗文学阵营的领军人物”。教材在介绍张恨水的生平后，重点对其四部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从情节、人物形象、当时的读者反应、艺术特色及缺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最后对张恨水进行了总体评价，既肯定其“在思想上不断追赶时代潮流，在艺术上也不断借鉴新文学和西洋文学的长处，提高了通俗小说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水平”，也指出了其在叙述艺术上的不完美之处。
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张恨水安排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设“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一节，有10页篇幅，将张恨水定位为“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侧重分析了其章回体小说的艺术成就，强调了其在改良方面的贡献。
黄曼君等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6页篇幅，目录章节中有张恨水的名字，书中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中均出现了分析阐述张恨水的文字，称张恨水为“章回小说大师”和“通俗文学大师”，重点分析了《金粉世家》，称其为“张恨水的惊世之作”，指出了《啼笑因缘》在实现“通俗小说的现代性”上的意义。
朱栋霖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2000）》为通俗小说设专章介绍，有9页篇幅，称张恨水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界集大成的作家”①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重点介绍了其生平及创作历程，分析了其四部代表性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并指出了其艺术上的不足。
2016年2月，钱理群等人再次重印“修订本”，“重印本”在保留1998版“修订本”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通俗文学”三章改动较大，标题改为“市民通俗文学”，在对张恨水的表述上有细微变动，尤其是在对张恨水的成就评价上，点赞多于批评，甚至删除了1998版中指出其不足的一句：“这十回破坏了原书结构，是向畅销书市场的让步”②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63、74、85、289 页。。还有一些其他变动，比如，1998版教材，在第一次提到张恨水时，用了一个简单句：“此时，张恨水出现了”③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63、74、85、289 页。，但2016版则突出强调其出场：“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张恨水的初露头脸”④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63、74、85、289 页。。至第二个阶段，则用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通俗文学大家崛起了，那便是张恨水在这一阶段的出现”⑤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63、74、85、289 页。的语句。
从新世纪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看，张恨水已经成为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篇幅还是从分析论述来看，在延续9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均达到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境地。
综上，尽管上列教材体现了较多的差异性，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共同点：众多教材对张恨水的定位多在 “多产”“著名通俗小说大家”“通俗文学界集大成者”“完成通俗文学现代化的改良性作家”等方面，肯定了其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不论将张恨水安排在第二个十年还是第三个十年，分析的代表作均以《啼笑因缘》与《金粉世家》为最多。一切表明，张恨水在通俗小说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被全部接受，现代文学史教材对张恨水艺术成就上的论述与评价，也随着张恨水研究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客观全面。从各教材的编写情况来看，只有摆脱了政治话语体系，回到文学话语表达语境，对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艺术成就的评价才能趋于客观和理性。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Zhang Henshui in Teaching Materials of College Literary History Courses
SHEN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6，China）
Abstract：Studies about Zhang Henshui and his works started from Wang Yao's History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until textbook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Systematic and further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Zhang Henshui in the literary circle also reflects the attitude and posi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popular literature.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Zhang Henshui's novels have a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only in the discourse context of the return to literary nature.
Key words：ZhangHenshui；textbooks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popular literature
作者简介：沈琳（1966—），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