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

——张恨水与抗战期重庆的因缘建树

张恨水一度自称“重庆客”，之后角色转换，认同了渝乡的家园感，他于1946年12月2日在北平《新民报》刊文说：“去年今日，我开始离开八年倚居的重庆……久客之地，成了第二故乡……，倒有些舍不得”。
恨水先生是1937年底从故乡潜山辗转入渝的，至1945年底离开，自述有“八年辛酸，万感交集”（见《东行小简·别海棠溪》）之感慨，并发出“愿我有生年，不忘当日情”（《北海归燕·五五早起抒怀》），“不要忘了重庆，不要忘了四川”（1945.12.3重庆《新民报》《上下古今谈·告别重庆》）的临别留言。
如果说张氏创作分为四期的话，其第三期即自9·18至抗战胜利止，这之间的14年是中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奋战期，也是张恨水先生创作转型成熟期。外在的压力是国难当头，以忠孝为本而升华的爱国主义思想遂迸发出激愤之作，使命之作，救亡之作，时代之作；内在的因素是1934年的西北之行，使先生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国老百姓真有苦”，启迪起深深的人性思考，从而“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见《写作生涯回忆》）。这种变化在全面抗战暴发后，随着先生辗转入川，身入战时陪都——国共合作交汇地重庆，通过与新文学家的交流批评以及自己富有智慧的独立思考，通过对重庆生活的体验与语境文化的交融，不仅进一步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写作，从过去的“叙述人生”上升到自觉地“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新境界，而且有了“高产中的高产”的新建树，即在攀登中国通俗文学高产之最——洋洋三千万言目标的同时，又首创个人抗战文学八百万言的纪录，还具体笔耕出四个第一：第一部带有抗战色彩的长篇小说《太平花》，第一部抗战文学作品集《弯弓集》，第一部具体暴露南京大屠杀惨案场景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第一部全过程立体化表现正面战场会战——常德之战的长篇战史小说《虎贲万岁》。

国如用我何妨死

笳鼓连天沙场上，男儿不负风云会。
中国作为唯一全程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国家，尽管长时间孤军奋战，蒙受了远甚于其他国家的惨重牺牲，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除了种种别的重要原因外，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
抗战期的张恨水的文学观已由“小说为小道”，“无非供人茶余饭后消磨时光”（《金粉世家》自序）而升华为“文艺能教育民众，能说服民众”（《文艺小言》北平新民报1946.5.4）的转变.值此国家危亡关头，张恨水表现出强烈的精忠爱国意识与“唤醒国人”的现实主义使命感，“国焉不存，家又何为”，“敬祖爱国”，“国魂为尚”，这是张恨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而铭心刻骨的思想底色。早在9·18事件后，他就明言：“今国难当头，必兴语言，写国难时之事物，而供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见《弯弓集》自序）。
为了贯彻这一宗旨思想，张恨水入渝之始主编重庆副刊时，即名其为《最后关头》，专做抗日呐喊文字，亲撰发刊词《这一关》，声言“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费词了”；“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1938.3新民报《最后关头·告白》）”并且为栏目内容设立了五项规划，即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
战争的伟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恨水就逐步有了崇拜民众力量的思想，之后则形成为依靠民众抗日的主张，对于抗战之初就活跃于民间的大量游击队的题材十分看重，相继创作了《疯狂》、《巷战之夜》、《红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等小说以及《钻进敌人后方》等杂文。其中小说《疯狂》及杂文《钻进敌人后方》就发表于自编的《最后关头》栏目。这些作品全部都是描写民众在日寇蹂躏下奋起反击而自发组织游击队坚持敌后英勇斗争的事迹，这是张恨水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包办抗战的实际行动，显然与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作品迥然有别。
自1938年1月15日至1941年10月9日，副刊《最后关头》前后办了三年多时间，张氏自称“关卒”，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除小说外估计有上千篇文字见报，约百万言，大多属时评类与随笔类散文，直抒胸臆，随感而发，爱憎分明，事真人真，语真情真，如《想起东长安街》与《怒吼吧，八路军》分别为台儿庄之役与平型关大捷点赞，称之为“抗战这一页历史的伟大”；《吴承仕之死》则揭露七七事变后吴教授油印抗敌刊物被敌人虐待致死的事实，歌颂了他暮年的斗争精神。
作为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张恨水对抗战时局用心敏感，肠热心忧，评述战况的短文不断，仅在武汉会战前后一段时间，他就连续在《最后关头》发表了《潜山人说潜山》、《皖江战事概说》、《潜山出头了》、《控制住安庆》、《太湖自古是战场》、《长江马华堤决口》、《敌窥六霍》等文章，这一类散文侧重于新闻记事，既述又评，有很强的时效性与宣传鼓动性，其间亦有家国情结的关联：作者是潜山人，发生在故乡一带的战事当更关注，他希望潜山作为保卫大武汉的屏障，发挥自己的价值，因为家乡是以天柱山得名的，那里有古时的南岳，所以呼吁“别辜负了这伟大的古时南岳吧，我希望卫国的健儿，作一番地灵人杰的事”。

褒贬讽颂巧为文

张恨水早在步入文坛不久，即着意于章回小说的改良，体现着“跟上时代”的艺术观念，但将这种渐进式改良转变为明显的决断之举，则发生于抗战作品高产写作期。
随着抗战母题与相应选材方向的确立，以言情为经、社会为纬的结构布局，自然更张为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体式文本也逐渐由“回体”向“章体”过渡，但采用何种策略手法来表现利于抗战的题材，却成为张恨水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张氏以为：“在抗战期间……文艺不应当离开抗战，……不过老是那一个公式，就很难引起人民的共鸣。……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写作生涯回忆》P75）可见张恨水是严格忠于现实主义的表现者。但如何说，如何写却不能不有所忌讳，正如茅盾介绍当时的情况所云：“抗战时期，忌讳特多，暴露黑暗在所不许自不待言，而赞颂光明，亦有因时因地因事而相应免登。加以审查标准……作者每苦于无从捉摸”。（袁进《张恨水评传》P303）
梳理这一时期张氏作品，笔者发现其“写战”的作品与批判“妨战”的作品并行不悖，前者直接抒写，重在称颂褒扬，如《大江东去》与《虎贲万岁》为代表；后者则取讽喻迂回手法，以达到暴露讽刺目的，以《八十一梦》与《上下古今谈》为代表。张自云这是他“为报国而为之”的两手创作，因为对敌占区而言需要坚决抵抗，需要褒扬鼓劲；对于国统区而言，则要勤政廉洁，凝聚力量，共同对外，没有内部的勤政廉洁，就没有外部抗战胜利，正如他在杂文《忌言社会弱点》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因为抗战就让社会去污浊黑暗……拿着抗战的招牌，忌讳人家暴露社会的弱点，实在不成理由”。
《大江东去》是张恨水从一位在南京沦陷时由九死一生中逃出性命的钮先铭的经历中获得灵感而创作的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长篇小说，小说结构上虽然不免有些呆板滞重，以一人接一人的所见所闻为视角来展开故事，但也给人以亲见亲历的真实可信感，张恨水向来“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是有事实的根据”（《巷战之夜》序）当年他在《大江东去》的序言中介绍了成书经过，原来此书初稿是受友人陈某与两位军人邻居的交谈启发而作，但对于京沪线之战及南京被屠“意实而未尽之”，到了1941年冬，作者有机会亲自见到钮先生，听其“慷慨唏嘘述南京失陷惨状及光华门之役”这两事，听其叙述“某班长一手榴弹挽救危城之壮举绘声绘影”，获得证实之后，张氏才进而把原稿删改，强化了这两事内容，因此该书可以说是非常现实版的南京屠城及光华门之役的战史小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存史意义，与德人的《拉贝日记》及英人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等作品一样，是对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抹杀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历史事实的最好回击！
《虎贲万岁》是张氏另一部非同寻常之作，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首开正面战场会战纪实小说之先河。
按照国共两党协议分工，正面战场作战主要是国民党负责，共产党部队则坚持敌后战场作战，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发生重大会战22次，虽然有田汉、臧克家等新文学家创作了一些反映正面战场的作品，但多为诗歌、报告文学、剧本等文学样式，以长篇小说来反映正面会战者，张恨水是第一人，这有当年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所撰的启事为证：
“……查八年来，作家限于环境，尚无此项长篇巨著，……惟本报平社经理张恨水先生，取材我国光荣历史之一页，以整个常德战役为背景，作有长篇小说一部，取名《虎贲万岁》”。
常德之战当年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媒体报道称 “全体盟国人士为之肃然起敬”，“国际视听为之一变”，是“中华男儿血肉编写的史诗，民族战争光辉范例”。张恨水当即敏感到“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他颇费心机地去了解、熟悉、把握整场战役的情况，包括具体的细节都“尽可能地保留故事的真实性”，以便把57师的英雄印象 “流传下去”，尽管过于注重写实而缺乏想象，忽视了对人物思想心理活动的细腻刻划，因而妨碍了对英雄典型人物的着力塑造，但毕竟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描写抗日战争中一次重大战役的小说，与早年的另一部小说《仇敌夫妻》一样，从侧面凸现了作者强烈的国家意识，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地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认知的偏差，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而对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因此张氏这一作品，好久未得到应有的评价。
倒是张氏的另一类作品即暴露讽刺之作，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以及后来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作品不仅在国统区引起了轰动，而且在大后方也成为畅销书。
正如张恨水自己所言：“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虎贲万岁·自序》），这与先生对时局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关，张恨水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凡事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1946.4.4北平《新民报》创刊发刊词），“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谋求生存的问题，但是民众没有起码生活，就难以争取永久的生存”（《我的父亲张恨水》P195）。因此他在观察生活时“主要是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张恨水散文》第一卷P7）。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现实主义的灵魂所在，而当时的陪都重庆交叠着的是一幅幅五花八门的社会丑图，正如茅盾所言：“贪污满街，谬论盈庭，民众运动，备受摧残。……小民动辄得咎，而神奸巨滑，则借为护符，一切罪恶都成合法”。（袁进《张恨水评传》P288）
面对重庆这一片“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的乌烟瘴气”，张恨水在《最后关头》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进行鞭挞，如《关于贪污》、《囤积狂》、《经商狂》等，在《再谈孔门恕道》中引用孟子“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来影射皖南事变；借用德国人民指责法西斯的口号“官吏吃脂膏，人民吃粪土”来影射告戒当局社会。此一类散文应属于杂文性质的小品，侧重于战斗性与批判性，笔法灵活，读起来有痛快淋漓的审美效果。由于过于批评激烈直率，此副刊被当局勒令停掉。
接受这一教训后，张恨水变换策略，在小说创作上来了个“寓言十九，托之于梦”，取《八十一梦》为题，暗寓穷人没饭吃，采用大量比喻象征手法，以“狗头国”与“天堂”比拟人间，在狗头国中“经商人才好做官，做了官更好经商”；在“天堂”里西门庆当了十家大银行董事长，豪门有路可通天，路尽头的门就是一个写有“孔道通天”的大金钱！以“人头”和“兽头”来象征人的良心有无，在最后一梦“回到了南京”中，借歌女之口表达了平民百姓对官僚富户的痛斥：“你有钱，你可没了灵魂”，“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僵尸！”从而以梦喻今，达到抨击黑暗现实的目的；小说几乎成为揭发许多权要老底的“篓子”，陈独秀就担心地说：“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骂了三尊菩萨，恐怕要惹麻烦”。
果然在《八十一梦》发表后，张恨水的信件与行动受到监视，当局通过熟人传递“是不是有意到息烽去休息”而加以威胁。
《八十一梦》对于抗战的宣传意义，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赞赏，这是张恨水抗战文学创作与新文学步调一致的重要体现，其艺术上亦受好评，小说充满漫画式的勾勒与痛快淋漓的口诛笔伐，具有较强的讽刺性与穿透力，虽梦梦相连，但各梦又自成片断，讽刺某个侧面，改变了古代小说结构松散的毛病；形式为梦自然也就更具想象力，指桑骂槐也就更加自由，所以张恨水自以为“《八十一梦》使我得到写作的新方向”；学术界也认为这为中国的讽刺小说开辟了一种新的模式范本。
自1941年12月1日起张恨水继《最后关头》停刊后，改头换面办起了另一个副刊，名之为《上下古今谈》，以贯古通今的迂回手法，在“闲适”的外衣下做起了针砭现实的文章，这一《谈》又是三年多，轰动了重庆及整个大西南，被誉为《八十一梦》的姊妹篇。
张恨水知识广博，社会视野开阔，针对“城门开，言路闭”的环境压迫，他利用“上下古今”这一舞台，纵横捭阖，极旁敲侧击之能事，使新闻检查官徒唤奈何。正如他自己所言：“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我都愿意说一说”；“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点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我们就可以谈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夫人之流，我们可以谈杨贵妃；说到大贪污，我们可以说和坤；提到了重庆政治的污浊，我们可以说雾；提到狗坐飞机，我们可以说淮南王鸡犬升天。这种谈法，读者可以作个会心的微笑。但我并没有触犯到当前的人物。”（《写作生涯回忆》四十六）
离开重庆后发表的《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五子登科》（亦名《西风残照图》）仍然属于作者重庆生活的积累或延伸的反映，写的都是重庆为背景的浮世绘或重庆派出的接受专员的劣迹生涯，作品都有一个相同的价值取向，即同情平民反对权贵，所描写的往往一边是社会底层人的清苦生活，一边是大官与奸商们的贪污舞弊、投机非为而豪华奢侈，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既反映了作者民本为底色的创作思想，又说明作者已由早年的“游戏人生”与“叙述人生”跨入到“批判人生”的现实主义新天地。

茅屋风光洗心面

悲歌萦块垒，抽笔写长哦。
了解张恨水的重庆生涯，自然要触及这位自称“草庐之士”笔下的“文窝”——南温泉的茅屋，“建文峰下屋三排，茅屋亲题北望斋”（《剪愁集》），就是这三间茅屋，庇护他度过了六年多的时光，成为他书写抗战文字的“北望斋”。
张恨水抗战创作对于重庆而言关联极深，笔者以为三句话可概言之，即“重庆书写”——“书写重庆”——“别（后）写重庆”。
“重庆书写”是张氏有别于其他时间段与空间环境的语境表达。重庆作为抗战司令台的所在，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身处于斯，具有新闻记者与作家双重使命感的张恨水视野所及，笔耕所至，当有重庆，亦不止于重庆。
凭陵烽火连天起，哀诗肠热忧黎元。张恨水心系全国抗战，心系平民百姓，所写涉及芸芸众生，社会百态，褒扬针砭，讽刺暴露，兼而有之，除了小说之外最能体现其笔触广阔的就是《最后关头》与《上下五千年》两大栏目数千篇散文随笔。
“书写重庆”与“别（后）写重庆”，除了张氏创作的六部重庆题材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牛马走》、《傲霜花》、《偶像》、《巴山夜雨》、《纸醉金迷》）外，还有散文集《山窗小品》以及后人编辑的《东行小简》、《山城回忆录》、《北海旧燕》、《关头絮语》、《待漏斋漫谈》、《千秋一夜》、《纵谈古今》等散文辑录。（见徐永龄主编《张恨水散文》）。
无论是“重庆书写”还是“别写重庆”都离不开一座茅屋的影子，“茅檐墨黑雨吹丝，豆大灯火独写诗”，在这里张恨水为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国难史，民难史，家难史。
重庆人抗战中不可忘怀的痛苦大事件就是日寇连续无差别的疲劳轰炸，张恨水在《五五早起书怀》中回忆道：“七年前的五四，我一家，几乎没炸死烧死，五五天不亮，我护送着妻儿离开重庆市区。……穷苦百姓，挑着行李，……人像水一样，向市区外流。……回首重庆……簇拥着千家楼阁像死去了的东西，往下沉，往下沉。……几片江滩，人把地全盖住了。呼唤和悲泣声，声声可闻……”
在另一篇《飞机响着过去》则描写出疲劳轰炸造成的不堪入目的场景：“人的肠子挂在电线上，人肉粘在破墙上”。
数年后张恨水还在北平写文章回忆重庆大轰炸下度过的一个端午节，清楚地写到日机轰炸的目标，如两路口、上清市、化龙桥等，结句是“不知多少人在端午节家破人亡”！
遭受轰炸逃生之苦的重庆人，既有世居重庆的居民，亦有大量象张恨水这样的下江人、外来人。此期张的文章常有“重庆客”的署名，由此下来，也才有了草庐主人的故事——举家迁居重庆南岸远郊的南温泉桃子沟，暂借抗敌文协的三间茅屋栖身。
张恨水在茅屋岁月的笔耕是其全部抗战文学创作的重心所在，透过其数百万字的著作，我们仿佛见到了三大轴画卷，即“茅屋风雨”——“茅屋风云”——“茅屋风光”，既有现实主义的篇章，也不乏浪漫主义的诗情。
所谓“茅屋风雨”，既是张恨水笔下的自诉自叹，亦是与凄风苦雨中的民众的一种悲声共鸣，尤以一些典型细节描写最为动人：
“余与（周）南，抛别老幼，托迹陪都，长安不易居，借茅屋两椽，避居山谷”——这是张恨水在《山窗小品·除夕苦忆》中的自述。张还为茅屋取了一个“待漏斋”的雅号，原因在于“所居茅屋入夏为暴雨所浸，必漏”；“今岁之春，不过数滴，及暮春渐变为十余滴，……数滴更注吾床，暴风雨数数突然来，漏增且大，其下如注，于是屋角案头床前，无处不漏……妇孺争以瓦器瓷盆接漏……予亦觅数尺之油布……蔽吾书笥”。（《山窗小品·待漏斋》）“若值雷雨大作，水声，雨声，雷声，混而为一，则茅屋在山摇地动中矣”。（《山窗小品·涸溪》）
茅屋泥壁，老案旧庋，作者常常于笔耕中“长夜愁不眠，寒灯照孤影”。如此境遇，作者却“素耐艰苦，殊不为意”（《张恨水散文》第一卷P228），原因在于他有更深层次的自我砥砺之道与士人气节，他将三间茅屋中的一间作为书房，化用陆游“北望中原泪满襟”之诗句，取名“北望斋”，寄寓着他驱逐倭寇收复失地的理想，对眼前暂时的困难也就有了战胜的信心。当他看到大雪天“村中两三穷汉，穿着破烂短衣，片片翻乱，两手环抱胸前，赤脚踏坡上石板路，周身抖擅如农人筛糠秕时（《山窗小品·断桥残雪》），当他走进贫贱邻居周嫂那“所谓家，实为窠”，“窠中高不及丈，黑黝黝中置二竹床”，“小床上堆败絮一卷，如腌猪油”，人猪同居其内，臭气薰人时，不觉反躬自责——“回视吾庐，茅檐竹壁，椅案井然，吾不复能有所怨尤矣！”
忧国忧民，严于责已，时穷节乃现；予弱者以关怀，为不平而争鸣，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传统的中华美德基因流淌在张恨水的血脉中，从他的“待漏斋”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胸襟，从“北望斋”可以看到他热烈的爱国情怀，因而他“面对蜂窠，身居鸟巢”，终年伏案于山窗之下，虽夏“有西晒热得难受”，“雾季长雨，昼昏如夜”，“读书阅报，直如雾中看花”，“欲燃灯烛，消耗不起”，只得站立于廊下看书，虽“细雨如烟，谷风卷之作水浪，直扑入茅檐下，嫩凉侵人衣鬓”，虽邻家鸡群趋入廊下，粪渣遍地，与主人争数尺避雨之地，他都能安之若素。
平价米饭中，砂子稗子谷多，总不下十分之一，他就“驾镜于鼻，且食且剔”，冬天还没吃到一半，就饭冷如冰；
南温泉到报社七星岗四十余里，还要过一条江，他步行到海棠溪去乘车，为了购票往往要站立数小时，有时挤不上，便安步当车，步行来回，“提囊负米”，“或烈日如炉，万千辛苦”，在所不辞。（《东行小简·别矣海棠溪》）
大后方文艺人都穷得买不起鞋袜，张恨水也一样，他是重庆新闻界“两马褂”之一，在川八年他几乎没做过一件衣服，冷天时着故乡带来的一袭蓝布旧衫，夏天时着一袭灰布旧衫，因胸前有染色的污点，他就罩上青纱单马褂，以遮掩之。
张恨水性癖嗜茶，原来一直喝淡味绿茶，而四川喝沱茶，味重，色浓，他虽有“这可苦了我”之叹，但还是改喝沱茶，不愿奢侈地去花大钱购龙井之类的淡茶；
因写作熬夜，故对抽烟的张恨水来说，断烟如断粮，但生计所迫，他便戒烟，可屡戒屡犯，屡犯屡戒，最后只得抽廉价劣等的狗屁烟。
为了创作不受影响，乡居有警报时，张恨水竟不入防空洞，带着书跑到山谷无人家处，就竹林或石缝席地而坐，坚持苦读与写作。
概括起来，张恨水笔下的“茅屋风雨”之声就是他典型的难日吟，“八年生涯愁里过，七年国事雾中迷”。
所谓“茅屋风云”，即指茅屋主人张恨水的笔底风云。张恨水尽管常说丐文糊口，但从大处而言他还是“为国家社会做了一些贡献的”，特别是为抗战服务出发，写作揽天下风云与民情生计于笔端。因为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影响，张恨水对国际风云十分关注，如《日与意之比》一文则分析德奥联手后英法态度的转变，进而以为日本“外增强敌，内增民怨，必有总崩溃一日”，“吾国准备长期抵抗”，日本则必败无疑。至于自南京武汉会战以来的历次大战，包括八路军参加的平型关战役，都在作者笔触关注之中，杂文《两粒宽心丸》中特别指出：“对敌后方的城镇，我们游击队随时可以收复”，并且断言“这种游击战役，越来越有力……可以疲劳得敌人生燥而死”；这种观点与延安方面的主张游击战略战术不谋而合，十分有远见。
至于官场社会风云，张恨水的《八十一梦》、《魍魉世界》等暴露讽刺小说已表现至极，在此不再赘述。
反映重庆老百姓战时生活状况的小说，除了上述两部暴露讽刺小说有所涉猎外，还有《傲霜花》与《偶像》。这四部小说都写于重庆，讲的都是重庆故事，反映出战时重庆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商人囤货居奇，投机倒把，公教人员仰人鼻息，穷困潦倒，知识分子为物所累而斯文扫地，只有那些权贵阶层与暴富商家奢侈堕落，道德沦丧。由于重庆《新民报》在读者定位上，偏向中下层公教人员，所以张恨水所写的重庆故事的重心亦放在这群人之上。他运用对比手法，激发读者对社会不公的愤懑情绪，《傲霜花》一头一尾的精彩开合极富这种效果，开头描写戏子王玉莲生活空间镜头是主人占据南市区的一所西式楼房的半个楼面，其梳妆台就象是开“化妆品展览会”，而王玉莲的老师唐子安教授却住在郊区一所十分低矮的草屋里，家里人只能就着萝卜干喝红薯糙米粥，招待客人的只有白开水；结尾更是悲喜参照：一边是山村卧病而逝的谈伯平教授，无钱料理后事，一边是闹市区的皇后大厦中正在举办的一场豪华婚礼。类似这样手法的作品，在张恨水的杂文中也较多见，如《洋楼外之露尸》、《贵邻》与《贱邻》等无不以强烈的贫富反差呈现出世道不公，表达着对社会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曾为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发表祝贺短评云：“由于张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恨水先生的正义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所谓“茅屋风光”，即指草庐主人的一种乐观主义的情怀表达。先生虽处逆境而不沉沦，虽困苦犹自强，这种胸襟与品格无疑是抗日持久战背景下所需要的宝贵精神力量与自觉追求。
威武不屈与贫贱不移，自古就是志士文人的传统气节所在，张恨水请缨无门，未能上前线，那么后方的茅屋岁月，便是他接受安贫考验的生存之道。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张恨水常常能从穷乡僻野发现一幅幅美丽的自然与人生图画：
“一雨之后，凉气习习随谷风来，秋意盎然。亭午云霁日出，……对涧菜圃葵花数十株，如碧竿悬球，金灯列仗……，扁豆藤杂牵牛花蔓，簇涌人家竹篱上，亦油油然如青帷翠幛……仰望山峰，一角为斜阳所射，深草疏林，若镀黄金，……其意境殊非俗手西洋画家所能写”。（《张恨水散文》第二卷P272《晚晴》）——这是张恨水笔下的晚晴图；
“涸溪对岸有竹一丛，正临吾窗……竹虽不多，枝叶极茂……枝头如孔雀之尾，依依下垂……风摇枝动，若对余盈盈下拜也……每当炎日当空，大地如火，家中群鸡，悉集竹荫长草中，悄然伏卧……以竹之绿，映鸡之白。配以丰草在下，微虫在上，俨然一幅妙画”（《张恨水散文》第二卷P261《涸溪》）——这是张恨水笔下的竹鸡图。
“江南之萤始于夏，而初秋犹盛……川东则否，始于暮春，盛于仲夏，稻花开时，黑夜即不复有流火群飞矣……（至秋）亦非尽绝迹，时或遗一二老虫在……夜立暗空下，乃思此萤，何类当今文人。虽遗弃草根将死，而犹能于黑暗中发其点滴之光……文人顾何如乎” （《张恨水散文》第二卷P271《秋萤》）——这是张恨水笔下的秋萤图。
上述散文当为散文集《山窗小品》中的精品，属于随笔类小品，侧重于写景抒情，按张自己的说法，其风格“取径冲淡”，即从容平和，自然而不落痕迹，有一种文字外流动的美，其手法较细腻，含蓄有味，情趣盎然，是张恨水对“篇幅短小，精美隽永”的传统小品文的一种继承与追求，崇尚的是风格自然，本色纯真，灵活生动，不拘程式，通俗流畅，明达浅近。
张恨水苦中见乐，亦能苦中作乐，即善于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如在乡间采得野花，纳水于瓶，“大抵春日可得山桃野杏，夏初可得杜鹃石榴，秋后则有金钱菊”，“……尝于春尽，采胭脂色豌豆花一束……配以紫花萝卜十余茎，再加以野石榴二三朵，合供一瓶”，形成案头花作三种红之美（《张恨水散文》第二卷P263《野花插瓶》）。
来自京剧故乡潜山又在北平生活多年的张恨水一直有着皮簧的嗜好，久闷于待漏斋所在的山间，为了解戏瘾，他就口奏琴，手拍板，让妻子唱京剧，后来友人送来胡琴，他依谱奏之，隔壁妻子亦放下针线活，应声而唱。（《张恨水散文》第二卷P282《劣琴》）
张恨水所见所写这般茅屋风光可以说是慧于“中”，才秀于“外”的。
其实张恨水的眼力还不止于桃子沟的风光，大重庆的风光也常常收纳于他的笔端。
在张恨水小说与散文中，对于重庆的城市格局、风土民情、服饰饮食、民俗方言等方面的描述十分详尽具象，风光无限，既是作者自己融入地域文化消化的结果，也为下江人理解重庆提供了一种视野，丰富了外来人的异域生活体验。杂文《洞谊》与小说《巴山夜雨》都写到了重庆防空洞的结构和躲空袭的景象；《纸醉金迷》中好赌的田佩芝和范宝华购买黄金券的故事展开时，市中心区、歌乐山、南岸生活空间组合都得到层次分明的呈现；《不堪风雨吊楼居》、《上下难分屋是楼》等杂文，从标题就可看出重庆山城建筑特色；散文《拦街一索是关城》更把这“一面横山，三面临江”的半岛尾巴上建的城市奇观描画尽致；《望龙门缆车》、《出门无处不爬坡》、《安步胜车》、《排队候车》等纪实小品反映着重庆人交通出行的不易；《茶肆卧饮之趣》、《夜半呼声炒米糖》、《担担面》、《三六九处处，二五八家家》、《鸡鸣早看天》等杂文则反映出重庆人每天晨昏两次上茶馆喝盖碗沱茶的习俗，通宵不寐、负担奔波于街巷卖炒米糖的小贩的叫卖声，“担担面”食者“吱吱”作响挑面食的场景，重庆小客店因悬挂四方灯笼、上书“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被称之为鸡毛店以及把元宵、汤面、馄饨三样专卖的招牌写为“三六九”的来历。特别是对重庆方言的运用，张恨水屡屡信手拈来，传播四方，如把躲警报的人说成是“跳警报人”，（《山窗小品·农家两老弟兄》），把“馄饨”说成是“抄手”，把“不能走”说成是“走不到”，把“抓”说成“整”，把偶尔吃肉解馋说成是“打牙祭油大”或“饱啖油大”；特别是名词叠用现象介绍频多，如“碗碗”，“桷桷”，“盆盆”等。这些方言，对当地人有家园感，对外来人最易唤起乡愁，为了让外地人找到语言的家园感，张恨水特意把地方方言与国语及重庆四川话混合，形成一种以标准国语为主、方言为辅的杂糅风格，这也是张恨水在重庆时期写作上的一大特色，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意蕴与潜在的旅游宣传价值。

八年重庆抗战期的张恨水就是这样地以国家为上，以民众为上，以气节为上，苦难中志于文，守气节，作达观，以自己的心血铸就了抗战文学的丰碑，让后人读到可信的国难史，民难史及家难史。
恩格斯曾赞扬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尽管巴是保皇派，但他提供的风俗编年史，还是表现出他所钟爱的阶级灭亡的不可避免性；张恨水尽管在抗战期以为国民政府具正统性，但他敢于暴露讽喻其不公不合理的腐败局面，为其刻画出“西风残照图”并且在《八十一梦》中反复强调国统区目前的乌烟瘴气必定会给光复后的中国带来厄运，持这样的见解而创作的通俗作家张恨水不也应该被列入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之列吗？！

作者简介：
郑炎贵，安庆师范学院研究员，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天柱山旅游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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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铸就文学丰碑